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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23210 雅昌公开课 > “记忆寓所”研讨会 | 视觉叙事的再想象:历史、记忆与档案(下)重写档案 >[第4集]【雅昌讲堂】和文朝:“档案” 反身

视频信息

名称:“记忆寓所”研讨会 | 视觉叙事的再想象:历史、记忆与档案(下)重写档案【雅昌讲堂】和文朝:“档案” 反身
 

主题:“记忆寓所”研讨会 | 视觉叙事的再想象:历史、记忆与档案

下半场:重写档案

和文朝:“档案” 反身

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在简历里面写我是零时教员,有人提醒我是不是错别字,我说不是,就是零,一二三四的零,这是我的自我定位,因为我同时也做写作,也做研究,同时还是一个流窜在学院里面的那种,就是午夜十分突然会出现。午夜十分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胡说八道,可以浑浑然然,有点儿像此刻一样。因为我最后一个讨论,就是这样一个。

我讨论的一个基础点是,我最近在从事一个关于档案的教学尝试。当然这个档案的教学尝试并不是真正的在档案学意义上的尝试,我在做一个关于档案的,以档案为方法,以档案为一种切入点的艺术教学的方式。

而且还不是指向艺术档案,而是把档案跟我们的教学平行实践联系在一起,在做这样一些尝试,这是我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点。但是今天我讨论的问题中,如果看我原来准备的小小的说明的话,你发现胡昊已经基本上都说掉了,非常感谢胡昊很清晰地表达了我很多的想法,我觉得。但是还好,他也留了一些东西让我讲,当然我非常同意有一点,就是我们讨论档案的时候,不但是在讨论信息,也不但是在讨论记忆,档案一定是在讨论某种设置,设置它的方式,因为档案一定是有一个主体,谁做的档案,因何而做。

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是70年代末的,我是受过档案影响的人。我的生命体验中,档案还是一个具体可见的管制手段。它跟你的某些生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讲的档案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不是说在泛泛地讲记忆,更不是在泛泛地讲个人记忆,一定是一个社会组织专题方式里面的某个具体的零部件,它经常被拿来使用。

所以刚才有人说过,那个《彼岸》讲的牟森,《零档案》是100个动词,《零档案》也是牟森改编的,那个是于谦的,不是《彼岸》是另外一部,《零档案》改编的那个,这是我记得的关于80年代以来第一次从文学语言当中比较直面的对档案进行一个身体化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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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档案是我们从身体当中攫取的一系列的历史资料、信息场所编制出来的,而且刚才我觉得李然说到一句话,他关心重写胜于关心档案是什么,当然是了,因为我们讲重写是动词,编辑是动词,显而易见都是有一个人在做。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机制在运行的,其实档案成为可能,它不是一种普通的叙述,它甚至都不是一种陈述。

我又想起谁说的那句话,陈述是罕见的,特别是在一种组织化的语言当中,一定是有一种基本在档案的工作当中,它是除非是,它必然是基于一种基本的需要、需求,而不是说对你个人的一个需求,而是对你个人的要求,对你个人身体的一个安排,去组织所有的这些档案。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信息、图片、造像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它的量,它同时堆积在同样一个地方,它就是一堆档案,它一定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意识形态跟范畴之内被归纳总结、整理,然后输出,成为一个档案。

所以我们在想,到底档案艺术是说把档案作为对象,档案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艺术对象去工作的东西,还是我们在说档案是不是我刚才说话了那一系列,是不是一个方法,是不是一个形式的方法。我们去理解事物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档案式的工作方式去实践、重新归纳、重新整理,进而它不是最后结果,像李然一开始说的一样,它是非结果,它应该是一种叙述的动力。

所谓叙述的动力就是说,我从来不是以要成为档案而去写事,而是说档案是我诸多动力中的一个。档案它具备了某种方法,当我们这样去描述事物,当我们这样去观看的时候,一种描述的力量就是随之而来的。所以,我说档案在我的感觉里面,很多时候今天很多的艺术家实践当中,把某种档案作为直接对象去处理。

而我是认为,档案是某种伴随实践跟一种方法论,伴随实践,是伴随什么样的实践呢?是伴随我们此刻的实践。不是对历史档案的或者是历史真相的重新考察,这样我就想起刚才苏伟说到他标题翻错了。原来打算用沟沉,就是三点水,把东西打捞的历史沟沉,但是我认为你用这个勾陈反过来是对的。前一个沟沉,是典型的档案式的历史化工作,我相信历史有真相。所以我要把真相在历史故纸堆上的真相打捞出来,这是对档案和历史学的自信。

这种沟沉就是叙述,是一种陈述的力量,是我们对陈述这样一种缺位的追求,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通常的工作,不是说是我能发现一个你所发现不了的历史的事实或者是真相,甚至于不说真相,跟真相的距离关系。而是我们一定是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一套模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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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只要用工具,就只能看到工具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才有了关于观察的技术这样一种历史考察的档案性。也才有了上午的讨论,因为上午的讨论其实就是从图像、技术史,那种生活史的一般化重新理解,都在做一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努力。但是显而易见,都是我们用了某种不衬手的工具在谈论这个事情。

显然这样一种档案的讨论,就不能流回到一个我们说来确认档案这样一个具体的物,而是说档案作为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实践的场所,因为档案特别好,今天的标题又回过去了,档案是时间场所。

我们在讲今天的这个展览标题,这一次活动标题叫“记忆寓所”,显然它无意当中或者是有意的它就是一个场所,档案是不是记忆的唯一场所或者是正当的场所,或者说是真正必要的场所呢?显然,如果从记忆来讲档案肯定不是唯一的场所,更不是必要场所。因为特别是当我们再去使用一些我们叫做不可靠的工具。

不可靠的工具是什么,艺术就是,图像就是,甚至某种书写行为都是一种已经放弃了,在权力上有足够的肯定性的工具。当我们用这些工具去处置的时候,显然是不可以,或者说是以一种单一的决定论的东西去重新回到一个这样一种什么是,什么不是这样一个或者什么才可以是。

但是有一点,记忆寓所里面反过来讲寓所是一个空间比喻,但是我们讲中文很微妙,中文特别好玩,记忆寓所,我的意想什么,马上我脑子又颠倒了一下,我就随便一脑补,一个闪回,它就是记忆所寓,记忆寄寓何处,所寓,寓言的寓,比喻的喻,还有具体的我们栖息的场所,记忆之所寓。

那么显然,记忆之所寓,档案也不是唯一的场所。但是档案从这十多年的艺术实践里面,是反复在被强调,在被很多人不停地追随,同样不意味着十多年来才开始,而是更早以前,我们在有档案艺术这个词之前,这样的档案实践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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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达达的实践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把权威的具体的那样一种实际档案,比如支离破碎的一种处理,档案的前置跟一种暴力进行一种反制,一种身体跟形象的反制。所以档案首先肯定是一个外设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自己有一种档案能力。我们人基本上如果不想要去交一个朋友,或者不想要统治第三个人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档案的需要。这个一定是他本身是这样一个来源。

所以我为什么说胡昊的清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档案这一词,无论是它的词源学,还是实际上跟我们的具体关系都并不是那么抽象的。它是具体有所指的,特别在我们这样一种当下里面。在这个里面,我肯定不会去解释它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这里面有一个关于它话语,然后负责将不同的身体压送往不同的刑场,我并不是在抽空地说这个事情,因为档案确实是一种实际的,尤其是在70、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它的工作作用,它的功能一直在运行,今天我们不运行了吗?今天运行了。

但是下面一句,随着技术下替,权力上移,我们会想象档案这样一种东西,好像档案的一般方法,一般工具我们人都可以具备,我们可以收集信息,我们具备传播能力。那么我们也就有了一种档案的能力,跟自由似乎是这样的。

但是,所有这些技术工人全部交到我们手中之后,它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对真相普遍的理解吗?根本不是这样子,一定还是我们不用过度去延伸说所谓的权力上移,移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技术下提本身,包括一系列的知识词汇的开放,相对我们,有一些词语在以前艺术家是禁用的,或者至少是不可以轻易去用的。

当这样一些新的东西放到我们面前,以前作为艺术家,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去碰,某个层面上,我们什么都可以去挪用,什么都可以去碰,只有艺术是可以说相对来讲没有精神负担的,没有思想负担,没有知识负担的去做一些看起来不可以去做的事情。

碰一个神圣的学科,而且把它似乎用为自己所用的东西,但是不要忘了,这真的只是艺术的一种基能,一种天然的东西,并不因为这种合理性是在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其他学科,社会学、小说、文学、人类学、档案学的研究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并不是每次都做的很好,甚至经常做的不好,特别是这种档案的一系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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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开放的档案讨论的环境,这一点从来不是。正如过去十年来是吗?不是。现在是吗?现在更不是。还有一个我在讲技术下提,同时权力上移,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因为过去档案的建设,似乎至少是某种帷幕后面的东西。但是在现在,今天的档案建立,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小到人脸识别,一切这样一种留痕的方式,非常便于档案化了。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非常日益档案化的一个身体,过去我们传统的身体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对档案还有一种天然的,可以有一种逃逸的基本技能的,基本场域是存在的。但是今天一切都变成这样的时候,会发现后面是大数据在解释你,在引导你的行为。这都是因为世界可以被档案化。

所以回到最后来说,当我说反身的时候,跟胡昊说反身性是不完全一样的。反身是画等号的,比如档案,档案是什么,其他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种等号是一定要画出来的,画不出来,而且你会更重视是否档案。而我在想的是不管档案是什么,档案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在艺术家的一系列的工作里面,看到档案给了我们多少修辞上的方法,给了我们多少有一种道路可指的东西。

最终来讲,是我们如何,我说的反身就是反其自身,反其我们这个身体场域,反其我们在档案还只是一般性选择,不是统治性力量的时候,而且它不再是留置在一些所谓权力者的手上,它同时是一种权力的所谓的共谋者,还有权力后面一系列的。包括有时候艺术家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我们在使用这个的时候,我们是否是精心的,而且是经过身体场域的重新考量的。

这个反身是我关心如何从这样一种档案的知识设计里面回到身体在场,而且这样的身体在场,这个时代是不是可能的,而且如何可能,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可能性。在具体的艺术实践里,我看到了很多可能性,可能有时候不被言明的。

所以最终来讲,也不是纯粹对于档案这样一个对象化东西的一次追心回应,因为这样的回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这样一种人类的制度和人类的知识方法存在的话,它会一直进行下去。但是总体在这里面,在我们说的强调所谓在原来小小的文件里面,我最后有一句是叫:想象实践、解放、混乱相争。后来就自动掉函,好像就被消失了。

我说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是每次遇到这样一个信号的可能性的词汇的时候,它到底是解放的还是混乱的,不用说一定是一定就是只是解放,一定是必然是混乱,它们两个一定是相生相随,而且每次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愕然。为什么?

某一种具体的知识形态被解放出来拿给大家去用,但是那个手机不是手机,昂贵的相机变成手机这样一个东西传递下来的时候,并没有同样的智慧一起往下掉下来,掉下来的只是那个东西,只是手机而已,只是相机而已,并没有那个智慧随着下来。

因为我不是很担心这个,但是这样的过程是必然每次的一种新的词语、新的工作方法、跟新的对象,被认为是对象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都会带来的一方面是解放,我们好像可以做什么,还有时候是解放,还有就是混乱。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了,还是继续的混乱,继续的非常非常你理不清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何在,一定要从档案的角度去做的时候。

这是我的最后一句,我认为除非它是方法,它是某种我具体的某个艺术家的具体工作方法,它一定是可以去履行它的一种机能的。如果它必然是一种我们普遍讨论的事物的话,我们就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除非我们旅行的时候,你说的档案和我说的档案是一样的吗?你说的实践和我说的实践是一样的吗?这样一些基本词汇在清理出来之前,进行一种公共讨论是危险的,或者说是不恰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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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李然也讲到,他的小作品比利安娜,你说有一个必须,是你不是你们,尽管你还是你们,因为最后这是一个作品,但是这个就是你的。实际上这件作品会成立是因为你有这个区别,是你确实是在假设虚拟设想,我必然是你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是方法上是可以回去的。

但是身体档案这样一些实践关系里面,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在这样一个关于档案的讨论里面,似乎应该是加上档案为主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可以折回来讲,应该是记忆为主,因为记忆可能是艺术里面唯一可能会一直在这儿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它可能是档案化的一种记忆,它可能是一种非档案化的记忆方式,它可能是特别个人的,它可能是一种集体关系的,实践的身体的都是关于记忆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以档案这个路径去讨论记忆,但是我们讨论是否是成立的呢?我现在不肯定。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档案,无论是作为方法,还是一种对象的实践性的艺术,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可以期待,但是能期待多久?我觉得是一个令人疑问的东西。

因为它虽然现在展开的时间不长不短,但是我们有时候把材料跟档案又混起来,有时候把一种现场的时代关系又变成一种历史的假设。文本的互文总是在不停地纠缠在一些传统手段里面,其实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已经进展到这样一种知识里面去了,其实我们的身体还在什么地方?往往不匹配,就是说借这样一种关系,简单地做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

其实我是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大概就能讲这么多了。谢谢!

上传日期:2020年0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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