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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38255 雅昌公开课 > 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 >[第2集]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下)

视频信息

名称: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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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尧伊:一个艺术家的长征--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之路(上)

  主讲人介绍:

  沈尧伊:1943生于上海。画家。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擅油画、版画、连环画以及插图,且作品颇丰。是自“文革”始一直活跃于画坛的颇有影响的实力派画家;一个忠诚、坚定、痴迷的“红色”革命主旋律画家。

沈尧伊: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导语: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是沈尧伊根据魏巍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为了创作这部连环画,他曾经两下长征路,历时6年时间,完成了926幅作品。究竟是什么支持着他一直持续而努力地创作下去,又是怎样把小说文字性的内容转化成视觉性的图像。北京画院美术馆邀请沈尧伊先生,和公众们分享他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创作中的故事、困难和让他最为感动的事情,从而令听众深入地了解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在美术史上具有的意义。

        主题:一个艺术家的长征——沈尧伊谈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之路

  毛泽东当时讲过,他说就是当时他跟张国焘分手的时候,单独带着陕甘支队北上的时候,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不是最痛苦的时候,最黑暗的日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去过川西北那个草地去了好几次,那个地方确实就是从环境来说,夏天,你要不带羽绒服去冻死你,白天的时候晒的时候可以让你脸上脱皮,紫外线特别强,你根本经受不了,可能你比如画画有时候想躲到一个什么,当然如果有房子的话你就躲到那个房檐底下画画,不行又冷,冻的直打哆嗦又跑出来,出来又晒怎么办呢?就在交界地带周旋,难受的狠,晚上更冷,早上温差特别大,那是一个温度很高的地方,反正我们就是说那个生活习惯,一个我们这种汉族人一般到那个地方你绝对习惯不了那儿,就是你的心情也受到很深的影响,所以我特别能体会毛泽东那个心情,你说我们自己人好容易会合了,然后张国焘这个人实在是不像个共产党,你人多,你就要这个、要那个,要政治局委员,要官当,要什么什么,你这个东西就不像个革命者,讨价还价,完全是一个商人,他有什么北上、南上不南下,你要北上我就南下,我人多,我8万人,苏联红军当时也就剩了1万多人不到2万人,我让你往南边去你就得南下就是不讲理,我觉得像这样的我是最看不上这样的人,你们一点组织性、纪律性一点原则不讲,就是有了点资本就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毛主席也没有办法,如果他不带领部队北上,那就必然被裹胁南下,他部队一裹胁也不用打你,反正你这点儿人你哪经得住他围的,是吧。当时也当机立断这样做了,所以这种分裂对于革命事业来说真是最痛苦的事情,而在这个最痛苦的事情里边结果能够取得到达陕北那真是一个,那就是一个应该说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样一种惨痛的一种,而这种对于在困难中所达到的这样一种从主观上的一种精神境界,实际上在西方古典美学里头这就是一种崇高美,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海顿主题交响曲、变奏曲的那样一种体现出来的一种崇高美。这种崇高美当然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所以为全世界人所尊重,我就这么理解。

《地球的红飘带》

  你看反正我在欧洲那个时候正好去欧洲的时候正好赶上咱们女排夺冠,哎呀那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真是很不容易。

  还有就是像咱们再举一个比如像咱们美国那个球星马布里,马政委,他现在被咱们中国算是授予永久居留的一个证明,他有一句格言我特别欣赏,他就是说我的格言就是对任何困难绝不低头,我就听这话这就有点儿中国人的意思了。

  咱们前两天我就跟我夫人一起去看天宫二号发射,当时有一个工程师讲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他就讲,方法总比困难多,哎哟,我听了这句话我特感动,当时因为设计的过程中有很多外国人不肯卖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自力更生去设计,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长征精神,所以长征不是过去而是现在也是将来,我们现在把一切都自己新的长征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说这样一个史诗一个图像史诗我觉得是应当做的,是我爱做的,也是我能做的,所以我得做。

《地球的红飘带》

  另外我还想讲一点就是长征精神的一个思想基础,一个思想厚度。我想简单一点,因为这个时间不太多,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太清楚甚至史学家都讲不清楚。我们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时期里面,你的一切重大的人事变动和你的行为包括你的准则和重要的会议你都要通过这个婆婆的批准,我不想对他的那个功过做一个评论,但是毕竟他起到过他的作用。比如说长征,有人说长征就是因为博古跟李德瞎智慧,闹得我们仓惶撤退就是逃跑,所以有的人说长征什么北上就是逃跑、溃退,说来说去这不跟国民党说的咱们一样流窜,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共产国际有明确的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转移道义川陕甘一带,因为你在南方就是不利于建立抗日的一个大本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有原因的,我这些都有史料依据,因为1933年-34年,德国法西斯墨索里尼,还有包括意大利墨索里尼、希特勒都已经是磨刀霍霍,斯大林同志,当时东北已经让日本人占了,包括什么热河一带,他都染指了,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是非常的忧心忡忡的,因为这个,从苏联的利益上来讲他就怕是东西夹击,日本人要再一打,德国人再一打,他应接不暇,因为他的队伍总是有限的,所以他最怕的是这一点,所以从苏联的利益角度考虑,他就是希望能够牵制日本,但是牵制日本人,当然最信任的实际上是蒋介石,斯大林最信任的是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偏偏不争气在那儿剿共,不安内,攘外必须先安内,非得剿共不可,所以他只能依靠中共,中共的主力主要根据中央根据地在南方,怎么能保卫他的东北的安全呢?所以他希望中央红军一定要北上,这是北上的一个,但是从客观上来讲,当然就是说共产国际还不是听斯大林的,他的总部就在莫斯科,而且他的经济来源和政治方针全都是依仗着苏联的国家利益去考虑,这个是事实,我们也不用避讳。王明就是中共代表团的一个人,所以王明路线他这个战略方针应该说客观上来说我认为是对的,历史也说明这一点,后来我们的根据地就是在陕北,这是对的,但是他的路线是错误的,就是先是左倾后来又是右倾,那就是说,左倾大家都知道就是博古、李德这帮人把咱们中央苏区弄得一塌糊涂,最后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们五万红军在湘江流血牺牲,过湘江只剩下三万多人,这种惨重的鲜血的代价才带来了“遵义会议”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变革,那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实际上中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能够从一个共产国际的一个路线疏忽下能够解脱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地去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当今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特色这样一条道路,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地球的红飘带》 

  因为共产党人是讲组织观念的,其实毛主席当时非常谨慎,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曾经提出来说要解决政治路线,毛主席说不行,现在只解决精神问题,就是讲精神问题,大家都推举毛主席当党中央主席,他说不当,他让张闻天长,为什么?张闻天是莫斯科派来的,他非常谨慎,作为精神上他也是作为周恩来的一个助手,但实际上是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的路线去做,要不然哪有十渡赤水,也就是在这样的生存危机之下采取的实事求是这样一条路线,转来转去就把敌人转糊涂了,就转出来了,你当红军愿意转,林彪那个时候也发牢骚说你这个仗咋打的呢?成天走来走去,底下的人当时是不太清楚毛主席的意图,但是最后我们十渡的时候还是成功地过了金沙江,这就是主席路线的一个准确。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方针当时在共产国际这样一个婆婆的管束之下为什么能够走出来呢,就是因为长征之初我们发电机掉到湘江河里了,100瓦的发包据掉到湘江里了,这样我们当时跟共产国际的联络是靠什么呢?靠部队里面100瓦的发电机,然后发报机和上海的一个地下电台联络,然后从上海再跟苏联联络,他一站一站地这么转过来,你这个发报机掉河里了,上海的电台有让当时的敌人给破获了,那么一来你还说啥呢?什么也不知道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召开遵义会议,要不然的话首先要请示,还有是组织人员的更迭,你都要请示汇报,也就是中共抓住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并不说明你就可以自己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所以当时毛主席立刻就派了陈云到莫斯科去汇报,陈云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靠王明那个小子不行,王明是很一个是贪生怕死跑到苏联去,还有一个是那个人夸大其词,就是说非常不是在的一个人,当时就是在七大上做报告,当时写了一个发言稿,说我们红军大概有几十千,当时俄文里头没有万字,没有万这个概念只是到千,所以要说三万人他就是三十千,王明就很不是在的一个人,他就在他的报告后面每个地方都加一个零,那就是三百千,那就是三十万或者是四十万或者五十万,这就完全脱离实际,当时红军哪有这些人,他这样就讲中国的革命形势如何好,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什么个情况,他又没回来,他也不知道当时,所以这是一个很不是在的人,加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时陈云去了以后跟共产国际那么一说以后,共产国际才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且后来就支持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支持了毛泽东的一些领导,所以这是何等困难!不是那么简单的。

《地球的红飘带》

  有些事情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当然我们后来就是一直到42年我们整风的期间后来共产国际也解散了,实际上我们等于才彻底地从思想路线上摆脱了这样一个,这个婆婆有时候对,但是大部分都不太对,这个路线这是有问题的。我给你们也,我认为这些史实我都比较清楚,比如我举个例子包括陕北的肃反,大家都知道当时习仲勋、刘志丹,就是还有高岗这些人,当时被肃反的时候差点儿被杀了,不是毛主席带着部队去到吴起镇那就晚一步就完了,这个事情他也是一样,就是当时也是跟这个共产国际,我刚才讲他战略方针是对的,但是他走的路线是错的,他当时就是既然要在陕北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那就是要首先要清理,就要尤其是清理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脱派的嫌疑等等,所以他当时就指令北方局孔元派了(朱理志)还有郭洪涛等人随着二十五军到了陕北,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时候转战到陕北都已经饿的都快死了,当时陕北红军赶了几百只羊过去把他们给救活的。但是几天以后肃反就开始了,营以上干部都给抓起来了,有的杀了,没杀的就是这些是高级将领,这都是历史,何等的艰难,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毛泽东去了以后救了他们,说刀下留人,这个人又不是韭菜说割了还窄,先不杀,然后甄别,但是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结论,当时的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彻底的结论就是跟这个婆婆有关系,这个结论讲什么呢?这个书法还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误抓了同志,所以就把这些人基本都放了,但是有几个没放还毙了一个,这个结论也就是没有讲到这是一个路线上的错误,这个也是策略,毛主席心理难道不清楚吗?刘志丹完全是他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萧山主义、萧山主义就是井冈山主义,跟毛泽东完全是一条路上的,毛主席当然清楚,但是当时王明路线的情况还是在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做一个错误路线上错误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策略的,然后到了42年整风的时候重新对这次书法做了认定,认定这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错误,而且主要责任人就是朱理志、郭洪涛这些人,这就是历史到这个时候才能弄清楚,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历史是很复杂的,每个时期都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可能大伙儿都不知道,共产国际解散以后美苏曾经企图在雅尔塔会议上企图把中国企图是变成划城而治,到后来是划江而治,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变成南北朝,因为当时斯大林对我们中共是没有信心的,他觉得能划城而治就不错了,什么叫划城而治?长城,也就是长城以北归共产党,长城以南归国民党,后来一看共产党打得还不错,那就划江而治,就是以长江为界,得亏我们毛泽东没听他那一套。我们打过去了,解放了全中国,要不然我们中国不跟南北朝鲜一样嘛,还是那种跟越南南北,这个就是我们美国跟苏联其实当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真正强大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富强的一个中国,就是这儿一点,大国都希望你们都是一盘散沙,我可以随便取得我自己的利益。我这次去波兹坦会议的原址,雅尔塔会议就在波兹坦会议之前,中国当时是战胜国,但是他的命运是由外国人来决定,但得亏我们有毛泽东,有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所以我们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感激他们的。

《地球的红飘带》

  我讲到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的一点感悟,然后我想还想谈到一点就是我今年5月份在美术馆搞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也是纪念展览,同时也是一次汇报展,我只展出了十年间的作品,就是一些表现长征的油画,也有一个长征的1936这样一个连环画的一些稿,同时还有两个厅就是风景画跟风俗画,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说,当时我在开幕式上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所做的就是铺一条路,通过审美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当时我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从来不认为我画的这些风俗画和风景画和长征这个作品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冲突,他们是一回事。从审美上它是一回事实。

《地球的红飘带》

  你比如我画的向日葵,在冬天的向日葵里它那种这种造型体现出来的一种坚强的感觉,他本身就跟长征精神是完全符合的。所以当时画那张画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当时因为我实际上我在就是在生活里头就看见了,我看见那个向日葵是一些枯黄了,当时没有血,但是我是看到的是他有点儿像钢筋一样,错在那儿,他可能是没长好,所以就是但是那个形河边所看见的那个形象我当时画了写生,然后我把它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雪,但是有雪又麻烦了,这个东西前头是白的,后边也是白的,这个东西怎么画,当时也就是后来我就用了机理的办法,色形用绳子什么都用了,做机理,做效果,最后这张画我自己也是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我就是有这样一个观点,我在现实中生活,但是我在画历史,如果我不关注现实,我怎么画历史,就是说你对生活里的时时处处所看见的无动于衷的话你也不可能发现历史中的那些美,我随身总是带着一个速写本,我就管它叫路途,路上的途,我出过两本这样的东西,我现在身上还带着这个,你看我喜欢穿这种底下带口袋的这种裤子,其实就是因为装个速写本,也不是因为,我喜欢,然后再插一些什么签字笔,走在坐车的路上,什么车站或者是飞机场或者是坐地铁,坐公交,反正我就老画这个开会。反正就是一般走哪儿画哪儿,为什么要走哪儿画哪儿呢?就是画的很多东西跟你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其实画画的人就是手艺活,你手不画你就等于眼睛没有看明白,眼睛的观察要靠手去画,手眼脑心,手,你手不画你的观察是不完整的,所以我看见你我画了以后才知道你的特征,那么这就是锻炼你眼睛的敏锐,眼睛的敏锐必须靠手还要靠什么呢?就是靠脑子理解,还要靠心就是感情,情境交融,所以你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的的基本功,我们在中央美院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是不让我们画什么历史题材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政治第一的那个年代,按理说大家都有这个热情愿意画一点革命斗争,看老师们都在画,凭什么不让我们学生画。那个时候老师说不行,你们只画你们看见的东西,你们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就是你必须基本功这就叫基本功。你要有切身的体会,你要有切身的观察,你要有写生,你要有记忆画,你没见过的东西你不是瞎编吗?这个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头,老师要求我们,我觉得特别对,我们有一些同学现在就是我说你的创作草图呢?就是拿个笔记本过来了一摁,网上的,倒是题材挺广泛,什么非洲哪儿都有,我说你这个东西不行,你又没去过,这不就是照着画就完了嘛,哎呀,反正现在我也没法教学了,你说这个东西,我画长征我是没见过,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要做很多案头工作,这些我觉得这届就是首先就是眼睛要敏锐,那么这个眼睛敏锐就是说你在这些案头工作过程中,你比如说对于当时的这些30年代的风俗,民族习惯、服装、建筑、军事,还有就是甚至包括地理气候。你都必须做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了解。因为现在情况情况就是这样,你去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变了,尤其是现在。我最早的时候70年代去的时候还好一点,那些环境还都基本上还能够保留,除去那个时候文革破四旧弄掉了一些庙,大部分还是保存的很好。

《地球的红飘带》

  后来到我搞《红飘带》的时候那是80年代,那个就不行了。到80年代就差一些了,但是基本上还行,现在你再去,因为我后来还去过湖南,去过河西走廊,去过很多地方,而且我也有计划再去走。那么就是像这些地方,现在你几乎很难看见,的亏我还有一些积累,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遵义,现在除了遵义纪念馆你别的什么你也看不见。但是我70年代去、80年代去我还可以看到他那个河也叫香江,就是那个香,就是香臭的那个香,也叫香江,香江两岸那个老房子哎呀味道十足啊,不过画画的人可能觉得味道十足,老百姓住着不舒服,后来就都拆了。

《地球的红飘带》

  对,我画《红飘带》的时候它还在,我那个时候就靠那些写生画的遵义老城了,包括那些什么铺子,卖的那些山货,还有竹编的那些筐啊那些东西特别有味道。他就是一个遵义纪念馆周边的这样一个环境,大家都知道唇亡齿寒,你把周边都拆光了,“遵义会议”的旧址就成了一个孤立的一个小房子了,过去他是遵义里头最好的房子、最高大的房子,现在成了最矮的、最小的、最破的房子,因为周边又盖了好多楼,还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什么新的好多东西,这个事情我就说不清楚,因为这不归我管,反正我跟他发一通牢骚也白费,你不能这样,你现在去遵义,原则上也就是看看那个馆,就是你完全体会不到当时这样一个风土人情的那个味道,没有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你很难去理解当时的一些形象感,形象感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现在还是要看你的一些东西,那就只能看我的画了,如果我老老实实的话大家能够信任的话,就是说我至少是实实在在的去画的,至少不是假货,画的好坏另说,所以这样就是说他这里头就牵扯到一些具体的过程,比如说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你也要虽然不一样了,但是你还要写生,总有一些东西可以感觉的,可是有一些环境,包括写生,包括采访,包括阅读照片,包括勾勒,当然也有一些纪录片,就是阅读照片实际上主要是阅读什么照片呢?就是好像你们那个展览里头,这个展览里头也有一些有抗日的解放战争期间的,还有包括抗美援朝时期的,资料,就是你这些资料的照片,他都是可以要阅读,什么叫阅读?就是你要在里面找出有特点的造型元素,这可能是我们圈里的行话,造型元素,有些东西就是元素,由这些元素来构成造型,元素跟元素之间,就是这个就是像元素跟元素之间的那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事情可能又有点儿太专业性,就是你比如说一堵墙,然后在街道上的一堵墙,那么什么是关键呢?就是这个墙和地面接触点、连接点这就是关键。因为生活里的东西这个墙到了地面链接的时候,他的形象他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他有草、有石头,然后墙到地面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磨损,一些屋漏的一种痕迹,形成的一些坑洼,这就叫生活,这就叫视觉生活。我仔细看过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他虽然用的是传统的《芥子园》的那种手法,但是他画的那个环境湖南,他是画的湖南,湖南他画的是墙角,他虽然用的是程式化的一些技法,但是他表现了一个墙和地面的一种关系,所以你给你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个我不是白说,咱们你现在去看看咱们那个电影,他很多是在影视基地里拍的,影视基地怎么假,我一看怎么看怎么假,他也不是说墙上没有脏,也不是说地面就没有那么干净,就是墙和地面之间这个连接点,他是干干净净这个墙搓在地上就是地,这就是不真实,没有一座墙和地面的关系是这样的,你们仔细到街上去看,就是说咱们城里头再好的房子它也会长出一根草来,他也会有一些掉的石头面,这都不是生活,这就是假的,我们要的真实就是这种真实,就是你要把事物跟事物之间的联系你要找出来,这种视觉形象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文字中交代不了的,而且他没有必要去交代的,文有文的事,图有图的事,文是意,图是个境,就是境界,也就是情境交流,就是我的感情和我的境界交流,像我们阅读照片我就是看什么呢?

《地球的红飘带》

  就是看你那些特殊的,有味道的元素,你比如枪皮带一勒,以弗所产生的纹路,你比如说他过去那种衣服,他不像我们现在的衣服资料那么好,土布,你穿不穿,你胳膊弯不弯他都有一些褶皱,是永恒的,他就是固定在上头的,再加上你的变化的纹路,所以它这些纹路是很特别的,而且那个时候衣服,南方人一般衣服很紧,尤其是那个棉袄,我们观察照片都看那种很小很紧的棉袄,然后上面还背着皮带,勒着枪,有的枪插在后面的皮带上,这些都是形象特征,甚至不要有一些手榴弹他都做成一种背心,背心上塞的手榴弹这种旁引曲证的一种特征,实际上这些都是形象特征,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元素,就是你观察照片的时候。这就叫阅读照片,不是说你阅读照片我们不是看他的内容,就是要看你的形象特征,你的帽子一戴,那个帽子的形状是什么样,这个人在这个感觉上佩的衣服就是那个造型感,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特征,当然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你对平常的写生也好,你的观察也好都是要就这些具体的形象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我说的铺一条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土城的时候我问他们,我问他们,我说当年毛泽东从土城到青冈坡指挥所是怎么走的,然后他们就引着我这条路,其实那条路非常普通,普通到根本画画不会估计的一条路,他也是一个斜坡,斜坡上有一些仙人掌还有一些草,有一些石头,下完雨滑溜溜的就是那么一条路。我说我要沿着这条路走,这就是我的幸运,我沿着这条路可以走到历史里边去,我当时对那条路我拍了照片也画了速写,一边走一边走,最后一直到他那个指挥所,当然指挥所去写生,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在每一个红军走过的路,我就抱着一种朝圣的一种心理,因为没有这种态度,你不可能表达这个历史,他这个历史首先是其实由形象最后构成的是什么呢?就是形象感,就是一种感,不是一个个别的元素,而是构成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还要靠什么?还要靠技术,没有技术保证你说的再多也不行。这个技术保证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说长征精神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你画这个东西你得有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不是白吹的,就像郎平说的女排要输了就没有女排精神了嘛,不在于赢输,而在于她构成实力的过程中她那种精神,磨炼的那种精神,就是说你拜了,你精神也在,西路军,我后来画的西路军,因为就是觉得他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他那个精神实在是让人感动,就是像张学良后来回忆的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么多兵你能够说共产党二万五千里长征要你们早就把队伍都带光了,没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红军就做得到,他是打不散,打散了也能回来,打散了还能回来这句话指的就是指的西路军,而且就是那个时期,西路军的战士是怎么回来的?当然有很多说后来我们党通过解救、抗日,但是有很多将领甚至包括元帅徐向前都是从腾格里大沙漠穿过来的过黄河,你是什么滋味?那个沙漠里的商人的骆驼队的商人,当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还是大多数比较善良,说能敢进沙漠的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骆驼队。骆驼队是有粮食、有水、有骆驼,还有一种任咎是共产党,肯定只有你们红军才敢进沙漠,就是当时我画了一个二方面军的一个将领叫(晏福生)他一个胳膊,这个故事讲起来长我就不讲了,不复述了,他就是穿过独臂,只身一个人穿过腾格里大沙漠回到了党的怀抱,我非常感动,我画那个西路军的时候我也是西征东归,就画那个东归,我就画那个东归。东归里讲了九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讲晏福生,这个晏福生是一个二方面军的一个将领,就是师政委。

  《地球的红飘带》

  题目就叫“不死的胡杨”,就是沙漠里那种胡杨能够活一千年,反正我画的时候,我正画的时候我夫人来,我夫人是搞音乐的,她就看见我这个画她就特别感动,她就看这个胡杨,那种形状,你以为它是死的,但是它没有死,它只要有一点水它就能活,它能活一千年呢,它比我们活的可长,它就是那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像晏福生这样的人的一种象征和胆子,反正这就是当时我夫人看了特别感动,我的画室有钢琴,她就在那个钢琴上弹一个旋律,她问我怎么样这个旋律,我说挺好啊,后来她就把这个旋律发展成一个钢琴三重奏,大漠胡杨幻想曲,她先起了一个叫狂想曲,我说狂想曲不好,太过分了,幻想曲比较好。有一个余地。当时我在我那个画展的开幕式上就有我那两个外孙子演奏了我夫人写的这首曲子,很多人觉得你这是故意安排的,我说这其实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滑稽,我根本就没有这么认为,因为这个艺术创作大家都知道,不是说你让你写一个曲子你就能写出来的,不是说让你画一张什么画你就能画出来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偶然的,但是他是有必然的做保障的,这个是我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情况,然后后来既然写出来了,后来在音乐界反映非常好,说哎哟,就觉得这其实非常好,就是然后也正是演出过,然后这么着才在我那个画展上,由我的外孙子重奏。其实就是什么呀?我想讲一个道理,就是艺术是什么呀?就拿我的心对你的心的一个以心比心,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碰撞和对接,你如果不真心的话,你绝对得不到人家真心的反应,我就是看过一个故事叫两个碗的故事,一个老奶奶去买碗,人家告诉她你买碗你得拿一个碗去跟其他的碗碰,那声音听着好听那就是好碗,她倒是去买碗了,然后就拿起一个碗来就碰碰,说你这个店里怎么没有好碗,那个店里的主人说了你拿起的这个碗不好,所以你就碰不出好碗,这就是我们的艺术,你要自己不好,你碰不出好碗来就没有人能够赞赏你的艺术,这就是一样的道理。我回过头再讲我这个情结史诗情结。

《地球的红飘带》

  我的史诗情结就是说我当时我在咱们这个展览会我讲了一点,就是说《红飘带》不是结束,我后来画了《长征1936》就是《红飘带》时间的延续,那么我后来还画了西路军,我现在计划我正在筹划的就是三年游击战和先遣军,还有就是陕北的,陕北就是落脚点、出发点,就是像这一届就是等于说把长征这个史诗加厚,我说的史诗就是图像史诗,图像的史诗,但是呢,我没有帮助我只能自己点,但是我觉得反正也就是只能这样,当然我现在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我画《长征1936》的时候我已经70岁了,我画《红飘带》是47岁。当然就是我觉得客观上来说是否能够像《红飘带》那样精致,水平当然是,但是我还在努力,也就是说我这条路没有走完,我要把这个史诗走完而且要加厚,如果说过几十年大家还能够想起这些作品,能够从中看到得到某些益处,恐怕我也不是说说实在的《红飘带》是不是经典现在不好说,我觉得他要靠时间,这个事情不是说谁说是经典就是经典,历史和时间,历史的作品也需要时间去考验,但是我就是这样做,所以我就是说我也有一点在咱们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上,我确实也是有点儿壮了胆子,讲了我对这个史实的构建,而且说我要构建像山一样的国家历史,长征史诗,图像史诗,但是实际上我应该说是为这个国家图像史诗增瓦添,增砖添瓦,这样比较准确一些。李娜有一个洋教练他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先干了后说,怕到时候说了以后你做不到,他说我们洋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先说再干,为什么呢?你先说了以后你就没退路了,你就必须干了,干好和干不好另说,我说也有道理,所以我就是等于是学了洋教练在公众的场合把我的这种情结跟大家讲了,我也就没有退路了,反正我活一天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上传日期:201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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