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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37663 雅昌公开课 > 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 >[第1集]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上)

视频信息

名称: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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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昌讲堂】沈尧伊:一个艺术家的长征——《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下)

  主讲人介绍:

  沈尧伊 1943生于上海。画家。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擅油画、版画、连环画以及插图,且作品颇丰。是自“文革”始一直活跃于画坛的颇有影响的实力派画家;一个忠诚、坚定、痴迷的“红色”革命主旋律画家。

沈尧伊

        导语: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是沈尧伊根据魏巍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为了创作这部连环画,他曾经两下长征路,历时6年时间,完成了926幅作品。究竟是什么支持着他一直持续而努力地创作下去,又是怎样把小说文字性的内容转化成视觉性的图像。北京画院美术馆邀请沈尧伊先生,和公众们分享他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创作中的故事、困难和让他最为感动的事情,从而令听众深入地了解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在美术史上具有的意义。

        主题:一个艺术家的长征——沈尧伊谈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之路

  首先我觉得连环画《地球红飘带》是二十年前画的,这个作品如今还能够在画院得到展出而且出精美的画册,我特别感激北京画院,因为我觉得给国家收藏确实是我是感觉到一种很荣幸,前一段我有一张比较重要的作品被炒的天价,然后我的学生就来祝贺我,我说何喜之有?我说那不就是他不住人的鬼屋那种房产,那种等到破产了以后拿出去当固定价值的那种资产的这种抵押吗?我说何喜之有?我希望是我的作品能够跟观众见面,能够跟大家见面,所以这就是国家收藏的一个意义。

《地球的红飘带》

  《红飘带》2006年严格地说是北京的美术博物馆收藏,当时09年在常熟上海进行了交流展,今天又可以说首次在画院的美术馆进行,我觉得这个展览可以说就是有很现代的设计理念,同时又有很明确的学术指向这样一种同时又是一个纪念长征八十周年的这样一个展览,这个学术指向很清楚,就是从生活到艺术,一个艺术家应该去怎么样老老实实的去做,然后像工匠一样地去绘制,这一点应该说在我的老师和我的同行里面或者甚至是我的学生里面应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所以我也介绍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不就是大家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吗?只不过是你做的态度上是不是更认真一些、更老实一点,只不过是有这一点区别,但是现在情况有一些变化,所以画院觉得应该就像王院长王明明院长他就是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创作过程从生活到艺术这样一个过程演示出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启示,因为我也是搞美术教育的,当老师当40多年,我也知道,我想好的东西总是要留下去,一些经验是不是对大家有点儿启示呢?我也拿不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作为一个开场白。但是呢就是我所这40多年我所选择的我创作长征题材的40多年里面我选择的这个领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领域,第一他现在你看不见的,第二他历史上没有留存,就是他的图像资料是空白的,原则上是空白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当今的二十一世纪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尤其是每个人都拿那个手机在摇一摇的时候,他那个图像资料,图像在人类我们文化生活里头的作用变得特别重要,就是说他现在一个是人类发明了文字,实际上图像在文字之前所以我们那个文字是象形文字,但是文字出来以后人类太依靠文字了,就是缺少图像,但是现在又是读图时代,图像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因为图跟文是不同的一个领域,大家都得说百闻不如一见,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图的作用,你很多文字上表述很多东西实际上看图他有更有一些感悟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称艺术是一种形象,形象学、感悟学,所以它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你看整个的这个时代里面对于图的依赖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又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如果我们想了解一段历史,这个历史是没有图像的,仅有文字,我觉得这绝对是不能容忍的。我作为一个画画的人吧,我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个确实就是我的一个初衷吧,有一个法国的文学家,普罗德斯他讲过一句话,惟有艺术可以重寻时光,他讲的我觉得挺对的,就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过去留下来的这些图像你比如说摄影、纪录片等等,那么靠什么来找寻这个留住这个时光的只有艺术,因为艺术可以从生活中挖掘,如果说你比较诚实的话你可以一点一滴地把它收集起来经过你的想象,重现这段历史。

        实际上是我就是有这样一个情结,这个情结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上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其实我在创作《地球红飘带》的时候越画我越觉得这样一段时光,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我就产生了一种编年史式的图像史诗的一种情结,一种倾向,比如说我画到最后陕甘支队的时候,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首先要把陕甘支队团以上的干部首先得知道这些陕甘支队团以上的干部都有什么人呢?我画了90多个人,其中70多个是可以叫上名字的,这个因为当时红军团以上干部不见得是团长、政委大家都清楚,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部,比如政治部、宣传部、妇女工作部、地方工作部,还有什么侦查连什么,还有白区还有群众工作部等等,他是有很多比如说参谋部,很多这些部门的干部,那么你要把这些部门的干部团以上级别在团以上,不是光是团长、政委,所以就是要查清楚。另外大家都知道红一方面军当时有一半跟着张国焘南下了,可能这段历史《红飘带》里都讲了,张国焘当时是南下,毛泽东北上了,就分裂了,当时张国焘裹胁了一部分,包括红军总司令部,也包括剧团,也包括五军团、九军团,五军团就是董振棠,九军团是罗炳辉,当然他这两个军团的人是比较少一些,但是被裹胁南下。当时董振棠就跟朱老总说我保护,我保卫你,我们突围去北上,朱老总说不行,这事情还是要讲团结,红军怎么能打红军呢?这一冲突起来肯定要打,说不能打,红军不能打红军,我们南下可以做工作,朱老总这个人就很厚道,那么这一段史实大家我估计也知道,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五军团、九军团还有总司令部这部分人肯定不在陕甘支队。

哈达铺会议

  当时参加哈达铺这样一个会。陕甘支队团以上的负责人都有谁呢?这么就能够搞清楚。所以我就查了查,查大概有70多个人物,当然我画了90多个人物,一些都是在后边吧,就是比较,他是在一个关帝庙里头,关帝庙现在也没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修复了,但是修复的也是修新的东西,老的当时我去的时候没了,没了那你说这个,但是我重点是画人物的,我觉得那个庙就是显示一下因为我知道关帝庙一般有个钟楼,有个鼓楼,就是一个钟一个鼓,不是楼,有的有小亭子,有的没有,我因为也去收集过这方面的资料,有一个钟可能就比较简陋一点就是拿木头架子支起来底下一口钟,有个棍挂在那儿,那个鼓也是那样,也有点儿像栓马的那种架子,然后中间挂个大鼓,鼓槌也是挂在旁边,所以一个钟楼,一个鼓楼我大概就是象征着关帝庙就是这个环境,那么指战员就是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就坐在地上,有的可能坐在石头上,有的可能就坐在台阶上。

  我这张画画了可能有十来天吧,就光查这些人,这是一个,这个人长的什么样,这不是还得找资料吗?这资料那个时候不好找,咱们现在是网上一搜就出来,那个年头哪有网,我画画那个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公开的资料,就是反正就是费劲收集吧,就是费点儿力气。反正怎么来说死活我把这70多个人给画出来了,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得把这些陕甘支队的这些团以上干部都画出来不可,而且我画的你说你看大家就像坐的一样,有坐在地上的,有坐在凳上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尤其是形象不一样,姿势不一样,感觉气质不一样,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当初杨成武和刘英去看展览的时候,就在这张画面前看了半天,就点这是谁,这是谁,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这个事情不是说我就是说我随随便便糊弄人的事,我还真是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的,这90多个人大家知道画画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又都是有名有姓,那就是说你对这个人应该有起码的形象上的概括和了解,而且要有准确性,其实这一点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讲我有一种情结,我觉得那个历史对我来说每一块石头那环境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草他的每一个人物我觉得都对我来说,我对这段历史是很敬畏感,就是一种历史的敬畏,我觉得要原汁原味的就是要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出来,目的其实就是让看这个画的人他能感受到一些东西,这是一种境界吧。那么这种同时我还有当时我做了一件事情,这段画完了以后我把每一张画上面920多张,不是闹着玩儿,上面都写上时间、地点、人物,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当时我就有一种对这种史的一种尊敬,我觉得应该在除去底下的文字以外在画的上面应该标上,这是什么,哪天哪天,哪天的事情,这是什么地方,出现的人物自左到右都是谁,我当时可能有点儿过分积极了,我当时后来出版社就给否决了,说你这个,他们最后给否决了意见,说这是小说,这不是历史史料,反正我一想我可能也是积极过分了,因为我光弄这个我也弄一个星期了,因为你不是闹着玩的900多张,如果说十几张当然很好,900多张每个按时间、地点去查,因为我反正有点儿不服气,我说史诗不见得像小说也有被称为史诗般的小说,大家都知道《战争与和平》它就是虚构的,就是小说,但是它是一个具有史诗性质的小说,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就是不太服气,后来我自己编了一本,因为他们印的太不像样了,整个90年代到了2006年期间当时印刷的《地球红飘带》那个版本我都不敢看,因为它跟我原作相距太远,当时也是限于印刷条件我也不是很怪他们。

《红飘带》之一

  当时我那个《红飘带》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画很大的,刷了立德粉也挺重的,一张我也没称过,反正怎么也得有一斤来重吧,个儿头还比较大,开始画的是60×60,后来缩小了一点,为什么缩小了一点呢?就是第二步开始,说你画那么大,还那么重,你能不能小点儿?因为当时连环画原稿就这么大,我这个人比较怪,我就是按单幅画画的,我一张张地画,画一张想一张,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了,至少是一段琢磨好了我就开始画,没时间去画草图,就是那种草图,这次画院收了八张,他要跟我再要我说我没有了,我最初八张我是画了草图,最初可能有十几张我是画了草图,但是后来能找到的也就八张了,我这个人老老实实的,就把这八张拿过来了,他说你还有怎么没画草图呢?我说后来就没画草图,没工夫画了,连环画900多张,你说你一天画一张哪有工夫再去画草图啊,后来就不画草图了,拿起来就画了,画坏了再重来,当然就是有的,就是这样的,那个画一张接一张,开始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大点儿就大点儿,搞单幅画搞惯了,就画呗,画着就一张一张,这个数量跟质量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清楚,到了一定数量以后你这个事情就质量就变了,你想想200张,200斤,至少吧,这么大,一箱子这么高,大木头箱子,这一下出版社就犯难了,因为他当时不像现在,现在我照一个电子文件给他就完了,多简单,原稿都不用拿,那年头不行,连环画都是要拿原稿的,他搁到那个印刷厂是怎么做的,可能你们不太清楚,这都是,就是像这么一个大台子,把那个画往上一戳,原稿,他那个是一个大玻璃的那种照相机,屏幕挺大的,然后就是那种大屏幕的照相机,可能退到一定的距离,然后就一张一张的拍的,这个拍下来以后工人就得从箱子里头一张一张举上去,再一张张再撤下来还要把它摞,当然反正我那个画也不是那么干净,就是竟掉面,白粉,所以他们还怨声载道,那个机器挺金贵的,让你弄得一塌糊涂,就是白面,所以他们反正是编辑来拉我的画的时候把我们腰都闪了,200多斤,说你得了,你小点儿,你能不能小点,我说我这个人画画画小了不习惯,就小了一点,所以你们看原作展的时候你们得发现第一部大一点,第二部就是小了。第二部到第五部后面都小一点,是这么一个事情一个时代好像有一个时代,但是他这个大的那种跟我们现在的科技条件真是没法比。那个拍出来,反正也是光圈大点儿,光圈小点儿,技术把握的程度,那这里头水分就大了,然后呢,再等上上机器做成玻璃板、胶片,做成胶片。胶片然后再进入到胶版上去,墨大了,墨小了,这都是完全是未知数,没法控制,就一通跑马,所以我那个画表面上看起来黑白画应该是很好印的,大家都知道油画不好印,黑白画还不好印,那是指的那种线描,线描稍微好一点,但是我那个画是实际上是最难印的,因为它里头包括很多刻的一些痕迹,包括一些灰调子,那些灰调子是由颗粒状的一些线条组成的,所以你说如果这些细节都没有的话不用说这些细节,我不怕你丢点儿,你丢点儿是正常的,你别给我再多点儿,是不是,两根线变成一根线了,那几个点成了一个黑疙瘩了,那画还能看得吗?当时给我气的够呛,我第二本书出来我一下就给它扔回去了,我说我不要,你们重做的版。当时那个出版社他们也为难,其实也不是他们的事,技术条件就是这样。当时我非常生气,所以一直到06年吧,之前的那个版都没法看,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有眼睛的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些版本就是但是我在出版社也经历了,所以我为什么01年,我当时是我自己花钱请人拍的反转片,当时是已经有了反转片了,就是我通过拍反转片的方式然后做了一个百图精选,应该是01年出的,实际上是我大概在98年就开始动议了,当时请了专门拍画的人,到国博的仓库里,那个纪录片你们放了吗?我后来给你们提供过一个,那个因为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是97年,当时我在96年,在革命博物馆画《遵义会议》,那个画就在革命博物馆的仓库里放着,那个时候还没有装裱,当时就是在那儿拍的。他拍的就是那种120的反转片,他的技术非常好,然后反转片经过电分以后,就是那种颗粒就完全固定了,固定以后就是说到邮票那么小他都是清楚的,他都不会你就是放大到多大,当然不知道能放多大,应该能放很大,他都是明确的,这个就保证了印刷的质量和效果,然后我后来就等于是自费吧,这一切都是自费,我就是非常后悔的当时没有让他全部拍,我只挑了二百多张吧,因为我选择的是150张,实际上这里头很多都是横幅的,就是两张是一幅,所以实际上是200多张,就拍了这200多张,至今我都十分懊悔,如果当时整个900多张都拍下来那就不一样了,他那个拍的还是很到位的。那就是用了这个资料,后来我出了《百图精选》,选了150幅,这150幅基本上表达了我所想表达的那种艺术的味道。因为我得对得起大家,当时得了很多奖,我说得奖有什么用,我那个画印成这样,怎么有脸面对社会,面对观众,我们艺术家讲良心,我就是说我至少我尽力了,我把那个效果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如果说达不到我原作的效果,那我就是对不起大家。

《红飘带》之一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百图精选》目的就是给大家看,你看看我那原画是这样的,基本上可以达到原作的那个感觉吧,当然还是没法跟原作相比。毕竟原作就是原作,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画画的人大概也就是这点儿心理,所以就是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史诗情结,这个史诗情结我是一直没有放下的,其实最初伴随我这个长征的这样一个画的就是斯诺的这句话,斯诺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著作里是这样说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样惊心动魄远征的全部史诗。”就是总有一天和全部史诗这就是我画长征这样一个,进入到长征这个领域的一个初衷。因为当时说总有一天这句话我印象太深了,还有就是全部史诗,史诗大家注意大“史诗”这个概念,所以当时为什么我在开幕式上讲到我在《红飘带》里就逐渐引申了我这样对一个国家史诗图像史诗中的一个情结,所以我想简单谈一谈这个情结,这个史诗大概就是说指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诗经》也有一些都是属于史诗,国外有《荷马史诗》因为我们画画的人都画过荷马的石膏像,都是起步的时候画的,我教学那么多年我也没搞清楚为什么画画起步一定要画石膏像,而且是古希腊的石膏像,搁别的还不能代替,这个事情我到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反正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对荷马那个形象还是印象很深刻的,都画过,他是一个盲诗人,伊利亚特、奥德赛这都是很有名的荷马史诗,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都要有一种国家记忆,一种文化积淀,一种文化的基因,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像长征这样的历史,恐怕应该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精华、一种基因流传下去,我们现在的人,你不能说你是完全自由的,你应该是有些东西你必须知道的,你不知道你就不是中国人,就是长征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他就是我们整个近代史里面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前奏曲,也是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开始,像这样的历史外国人是怎么看的,其实外国人非常重视这段历史,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比如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有一点特别好,当时他是散居在欧洲各地,他这个民族有一个基本的他的宗旨,他就是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他们有硬性规定的,凡是犹太民族的孩子7岁到13岁必须学完63卷的犹太法典,当然这个法典的内容我也没看过反正就是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人文的精华,63卷,这就是他的一个积淀,然后他代接受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当然欧洲的教育还是比较好的,在接受这个高等教育,因此他这个文化的这种基因就被传承下来,这个民族了不得,当时就是出现了,就是像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的伟大的人物都出自于犹太人,而且好象有统计就是从01年开始的诺贝尔奖金里头获得者有80多个人是犹太人,大概占了20%了,但是他的人口只有人口的千分之几,所以他这个东西说明这样重视自己文化的积淀的这样一个民族是有出息的,中国人不讲自强不息嘛,首先要有文化积淀,你的一个小孩不是说你成天看那些就是说那些东西,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灵魂,你的思想,你的精神必须要有这些积淀,他这些是强迫教育的,就是说你必须知道的,我觉得长征就是属于应该知道的,你像犹太咱们中国有一个长征的一个胜利的纪念碑,这是我的同学设计的,他搞雕塑的,当时也是我正好画《红飘带》的时候,我就到他那儿去,我看他在设计这个稿子,这是一个那应该是哪年呢?应该是95年吧。那就是我刚刚创作完《地球红飘带》应该是长征的60年的纪念,大致就是一个V字形的红军战士一个纪念碑,胜利纪念碑,但是我一看我说你这个纪念碑设计的还不错的。但是这个纪念碑你别说很多人去参观,尤其是外国人,其中因为我看了一个材料它上头说其实最多是犹太人,以色列国家的人,他就是说他有一种情结,他对这种在人类生存里面能够坚强不屈,和困难所抗争这样一种情结的民族他是尊敬的,你自己都不尊敬自己,别人怎么尊敬你,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强调的一种长征的精神。

飞夺泸定桥

  你要知道外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长征?你比如说是斯诺,斯诺当时他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是在保安1936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还没有长征没有结束,但是他已经有这样的意愿总有一天全部史诗,这个史诗不是一般的史实,注意这个字眼的区别,史诗是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记忆,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它是一种标志,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还有就是我简单就是《红飘带》吧,韩国人买了版权是06年买的,然后出了书,他是购买版权的,这就是说外国人觉得你这个长征是必须知道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最早来跟姜维朴接洽这个版权是谁?是一个台湾的书商,而且来过两次,当然最后没有成,但是最后说明长征这段历史非常关注的,我们就是我特别想谈到一点就是说应该说,当时我在画《红飘带》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一个著作就是美国一个作家协会的主席叫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当时讲了一段话我其实想给大家念一念,因为我当时对我是很大的一个刺激,他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现在美洲、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只能重复斯诺当年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他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他仍然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佩和激情。我想他已经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传于世。他原话是这一段,我特别对他讲到的中国读者表示如果中国的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觉得当时是很伤人心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反而对长征不那么感兴趣呢?不了解、不理解,因为他当时是90年代,他来中国70多岁了,重走长征路然后写了一本书,肯定他还是有所感触的。我想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存在。所以我觉得外国人之所以对长征感兴趣他未必是共产党,他未必是有共产主义的信仰,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对待困难、对待人类在生存中跟困难所抗争这样一种精神实际上是超越任何的界线的,我这次最近去了一趟欧洲,就是柏林大教堂里面,当时他有几十米高的一个管风琴,管风琴当时正好在奏一个曲子我一听非常感动,因为他那个几十米高的管风琴,整个那个大教堂就轰鸣,他超过一个交响乐队,他演奏的是什么呢?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是布拉姆斯改编的海顿的变奏曲,海顿主题变奏曲,就是完全是一种崇高美,这种轰鸣使你的那个感受真是我觉得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深刻,我当时就觉得这种崇高美是超越宗教、超越民族、也超越国度的,他应该是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

泸定桥

  那天我在底下看,我是咱们是红飘带开幕式,我第二天自己带我和我夫人说自己慢慢地看一看,当时咱们馆里头就放了一个音乐,那就是斯美塔那纳我的祖国,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一个国家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你这个国家都让人尊重,大家都知道,你说一个捷克国家不大吧,他有两个伟大的音乐家,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这个国家就让人感觉了不起,西方有李斯特,波兰有肖邦,这些民族文化这个东西,这个经典那都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民族生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事情就是那样,我们要构建国家记忆,我觉得有一首诗就是讲说我们已经走的太远,已经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当然这个是一首诗,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了。那么我觉得长征的精神就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那种困难恐怕是应该是现代很难去理解的,比如说像我们在大渡河边上320里地,340里地不是320里地,是两天一夜,不可想象的,走这么长的路两天一夜后来他是走了一半以后又接到了任务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到达泸定,杨成武所带的那个团队,就是甩掉一切之重轻装,然后边吃饭一边嘴里塞着东西,一边是政治动员,那个什么路,你去到哪儿去看看你就知道了,那儿没有路,就是石头,大石头,下着雨,夜里头他们就打着火把,而且中间打了两次仗,搭了两次桥,有的时候你现在都没法想象,因为有的人就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觉得你是瞎编,有的人就说你这个是泸定桥,你不是爬过去的,当时这么铁索光溜溜你怎么爬过去的,有的人想出一些其他的论证,证明是铺的板子过去的,其实这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境界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步,你没有设身处地去考虑当时的环境,他实际上应该是泸定桥实际上他是分了三个梯队,一个梯队是顺着因为他是13根铁索,板子被拆掉了,这个铁索桥是当地的命根子,他舍不得把它整个拆掉,他只是拆掉了板子,那就是说,他但是没有想到你不要命了怎么从铁索上就往上爬呀,所以第一梯队是22永士是爬的铁索,第二梯队是铺板子,第三梯队是冲锋,后面还有所有的重机枪的掩护,当时实际上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另外当时咱们是南北夹攻,两岸同时夹攻,敌人也是慌了,另外他也舍不得炸这个桥,所以在惊魂之间我们也就过去了,就占领了,所以他这就是靠什么呀?你指挥人是有英明的决策,但是你还是要靠战士那种勇敢,那种不怕疲劳的那种精神,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感觉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勇气,实际上当然就是我们讲到长征,也讲到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讲到这些范例的时候,你可以感到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一种精神吧,其实最感到艰难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内部的一些斗争。

上传日期:201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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