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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42376 雅昌公开课 > 李小可《父亲背后的母亲——邹佩珠先生》 >[第3集]李小可:邹佩珠——雕塑人生

视频信息

名称:李小可《父亲背后的母亲——邹佩珠先生》李小可:邹佩珠——雕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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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介绍:

  李小可:北京画院专业画家、艺术委员会主任,一级美术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黄山书画院院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西藏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画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副会长。

李小可:北京画院专业画家

  导语:

  邹佩珠曾说过,她是“文艺勤杂工”,她放弃专业毫无怨言地为李可染的事业奉献了一生。又究竟是什么支撑她,在李可染故去后,用强大的信念和毅力完成了李可染未尽的理想。在邹佩珠先生去世一年后的日子里,北京画院美术馆特邀李可染、邹佩珠先生之子李小可老师,来讲述他他所看到的、了解到的父亲背后的母亲。

  主题:父亲背后的母亲——邹佩珠先生

  第三部分:邹佩珠——雕塑人生

        1、肩负生活重担的雕塑艺术家和教育家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办呢?最后张仃和罗铭和我父亲就是54年到江南写生,通过写生来创造一批能够与生活连接和能够表现生活的作品,而这个写生实际上一去是好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家里的事因为当时我们几个孩子实际很小,我在50年代初的时候也七八岁了,再加上我妹妹和我弟弟更小了,所以当时二姑来,后来奶奶也接过来,家里的负担全都由我母亲来承担,他到冬天的时候要砸煤或者洗衣服管理家里的事。夜里她除了中央美院的美术课以外,实际上她还要判中学的作业,所以一直要到夜里头一两点钟才能睡觉。

        所以50年代她承受了家庭生活的这个艰难。但实际她作雕塑最早的时候,在楼下的这个片子里头还是有她那个雕塑作品,她是最早的看那个浮雕,那个体育馆的浮雕。这个是在太阳宫的最早的北京的体育馆里头她做的,在50年代做的两个浮雕,很大的一对,这是一面,还要另外朝这个方向的一面,实际上我母亲当时是雕塑系最早的教员,所以后来中国这些特别有名的女雕刻家,曾经都是我母亲的学生,包括靳尚谊的爱人、杨树清、张德华,张德替等等现在最有名的,不过他们现在也都快80岁了,还有的学生90岁了。

邹佩珠雕塑作品  北京太阳宫体育馆浮雕

        当时中央美院要成立一个雕塑艺术创作室,就是因为你除了教学以外,有一些教员还有一些雕塑艺术家能够从事雕塑的创作,所以他也是中央美院雕塑创作室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起草人之一,他在“辛亥革命”这一块浮雕的起草人,也参与了浮雕的起草,但后来起草完了的时候,回去成立雕塑艺术创作室,所以他就没有再做这个。

        另外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彭雪枫的像,彭雪枫是新四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当时的师长,所以当时我父亲,我母亲做了一个塑像,这是一个半身像,后来做了一个全身像,塑像在烈士陵园里,这是我拍的照片,就是在当时中国女雕刻家里,她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邹佩珠雕塑作品  彭雪枫像

        她除了雕塑的创作以外,她也是一个雕塑的教育家,培养了当时最早的雕塑系的这些学生。另外她创建了雕塑创作的工作室,在后来又创作了首都工人体育馆的《扔铁饼》这个大的雕像,这个是不是现在还在?但我没看见,她不只做了一个,好像还做了一个,但是那个去掉了,这个还在,所以她在50年代到60年代这个期间,在家庭负担比较重的情况她还是做了大量的雕塑。

邹佩珠雕塑作品  《扔铁饼》

        2、对于丈夫工作的支持

        但是最重要的是实际她保障了我父亲他的这种创作,54年写生我父亲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时回来以后在北海做了一个李可染、张仃、罗铭的写生展,当时中国画的发展,好像吹了一股东风一样,当时要把中国画取消,但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展览,后来就恢复了中国画系。

        但是我父亲当时认为54年的写生还不是十分的成功,他觉得还没有把水墨和生活的连接表现得十分充分,后来在和油画家切磋当中,油画家也认为虽然写生描写了生活,但是要比起油画来讲,可能他这种表现力,还不如油画,所以当时我父亲就决心在56年的时候,把这个写生再画得更加深入,所以当时我父亲由他的学生黄永华一起到江南、四川、蜀中做了很长时间的写生。大概有将近八个月的时间,他回来的时候鞋底都已经都磨破了,身上面也一点钱都没有,后来到了南京找我大姑把鞋重新补上,但是他这么长时间的外出,家里的事实际上是要由我母亲来照料,来处理。

        3、文化大革命中对丈夫的安慰与支持

  另外他需要寄什么东西,当时奶奶没来以前给寄钱,但是奶奶来到北京以后,给大爷寄钱,还要给家中在外地比较困难的子女寄钱,当时还向中央美院每个月还有借款,所以在“文革”前,实际上是一方面支持我父亲的创作,一方面他自己有这些雕塑的创作,同时又教学,同时又承担了家里的整体的生活。

1962年与李可染的母亲在有君堂

        文化大革命当中,实际上家里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父亲当时被批判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当时在中央美院人们说毛主席有语录,当时在上课的时候,中央美院的这些学生,包括张平,包括范曾,包括国画系的学生,我父亲讲课的记录他们就都抄下来,各个系会传抄,就是传李可染的话语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当中,说有毛主席语录,怎么还有李可染的话语录,这个不行,这个等于是反动学术权威,所以在中央美院的过道里很多的批评大字报。

        文革的时候我父亲也是还算好了,像我父亲批判或者是戴高帽子什么的,但是回来就是说你这个家属在一个对国家、对民族特别热爱又特别内向的那么一个带有学术性的艺术家,他一般地来说,他经不起这种文化大革命中内心深处,觉得我是对新中国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就是也要希望我们的水墨能为新中国的这种文化来服务,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承受不了当时的这种压力和打击的话,你就渡过不了这么一个难关或者是那么一个坎坷,所以当时老舍就自杀了,到了什刹海这么大的一个文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觉得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最后变成一个人民的敌人,他不能接受,尤其是自己特别近的人,对自己如果不能理解的话他的承受。

        所以当时我母亲因为有红卫兵抄家,几夜不睡,把这个书翻一遍,看看哪一句说的不合适的条夹在书里头,我父亲每天都在学校里头批斗完了回来脑袋上还有糨糊,她就不当回事,她讲我笑脸相迎,没关系,不是你一个人,艺术界都是这样,你不要当回事,给他一个温暖,你有这么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环境,才能使这个艺术家能够渡过这么一个时期,这个我觉得是,越是那些心里觉得我愿意为国家服务或者为国家的责任有责任感,为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因为这些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在三厅画了大量的抗日的宣传画对国家的这种爱好,对国家民族、山川的这种热爱。

李可染抗日宣传画 《救护我们的负伤战士》

  另外当时我父亲抗日战争的时候他画的《今日秦桧——汪精卫跪像》在那儿跪着,实际上他在杭州美专上学的时候在西湖边上住的地叫危楼,危楼的旁边实际上就是岳庙,下雨天他经常会到岳庙里头去看岳飞,岳飞还我河山,另外在岳庙的门口有秦桧的跪像,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也画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谁杀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有强大的空间,对这种抗日,对日本人的这种揭露,所以他那个日本人的漫画也被当时的演剧队作为一个标准的反面形象来运用,所以这样一个在解放初期等于是改革中国画,等于是为了中国画的这种存在,他写生,就是说证明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

  另外正好是60年的时候,当时大跃进,大跃进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说有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艺术的实践,这个艺术你这个理想是不能变为一个好的极致性的艺术品,所以当时我父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艺术实践的苦工》,就举了当时胡琴大师孙左臣、齐白石、盖叫天这些艺术大家,他们的成功如果没有这种苦练、苦修的这种基本功的话,艺术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他一个艺术家对于这种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这种责任感。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实际上是被批的反动的学术权威,当时我当兵68年复员的时候住在我们大雅宝的家被抄完了,还剩10米的画室还在我住的那儿,实际上当时我父亲画的那个牛大概有一沓一沓的,都剪得一块一块的,一半一半撕的一袋,当时我们工厂有什么工人,随便拿。

  另外那些画包括《钟馗嫁妹》都是拿钢笔画上叉子,所以当时可能你要有一张李可染的画也可能会受牵连,让人发现了,得有政治问题,所以文革期间是因为有我母亲这种安慰和保护,使我父亲渡过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个渡过实际上也不是我母亲一个人,就是我们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那里有二十世纪的诸多的大师,李苦禅、董希文、黄永玉、叶浅予、周灵召、滑田友什么的,这些人能渡过文化大革命可能跟他们的夫人对他们的这种保卫、安慰或者是一种解脱就给他们劝走了,不要再有很大的关系。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合影

        当然这张照片是解放初期的时候,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一个合影,这个抱着小孩是的我父亲,旁边是我母亲,后头是王朝闻、滑田友、叶浅予、李苦禅、齐白石、徐悲鸿、廖静文,还有齐白石的儿子齐良宇、齐良芝,这个是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合影。

上传日期:2016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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