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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34563 雅昌公开课 > 薛良《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创作始末》 >[第4集]薛良:《矿工图》组画—重见光明的视觉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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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薛良《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创作始末》薛良:《矿工图》组画—重见光明的视觉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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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工图》第一次集中展出并不是说在国内,而是在时候东京都美术馆展出的,这是受丸木夫妇的邀请和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是1984年在日本出版的《矿工图》的画册,在他们那边叫《耕夫图》,这个画册咱们展览里有一本,但是呢就是当时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去找这本画册我托了一个日本的同学,他找来找去说只有在一个县立大学的图书馆里有,而且是只可以节约,不可以借出的。所有的只能在国内求助于强大的孔夫子去买这本书,这个书的存量非常少,我查了一下目前只有两本,一本是当时买的是600多块钱,还有一本直接就1000多,所以我就把那本便宜的买回来了。这是当时这个《矿工图》在日本展出的现场照片,当然除了这个《矿工图》以外他也听取了别人当时对他的一些建议,还应该有一些反映和平生活的一些作品,所以周老师当时去彝族写生画了一些彝族人物的小品画也有一些那些作品掺杂进去,《矿工图》主要是那三张成品,没有《同胞汉奸和狗》和其他一些小的习作,然后再后来就是05年反法60周年的时候《矿工图》曾经作为特展展出过。

  

  

  时间再走就到了今年,今年5月8号的时候家里正式签署这个协议,把这三张成为和相关的创作手稿53件捐献给我们,这应该说是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整体性入藏吧。

  接下来我们对前后两套《矿工图》进行一些小的分析,第一个就是创作主题的变化,第一号可能还是以旧社会矿工史为主线展开画面,然后可能更多的表现的是矿工的这种苦难的遭遇,坦白地说可能就是故事性更强一些,然后第二套就不一样了,就是周老师和卢老师思考当时中华民族的命运,然后关注的是我们民族过去遭遇的灾难,以及就是人民在这种灾难中逐渐觉醒和斗争的一个过程。他们就把对矿工命运的表述上升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一种思考,然后这个壁画的原因我简单想了一下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周老师跟卢老师他们自己自身的成熟,因为毕竟已经经过了十多年,那个时候可能更年轻,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能到了80年代更加成熟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文革期间的遭遇,这个是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提到了他们对于文革期间的一种悲惨和人民无权的痛苦是有一种深刻反思的,所以他们觉得要画一套主题深刻而且带有反思倾向这一套组画,

  第二个就是创作手法上的改变,第一套我们刚才大家都看了,可能更是写实性的,而且还都是有色彩的,但是第二套更趋向于我们所谓的表现主义,虽然还是写实主义精神但是在手法上就是可能更加自由,我觉得类似于影视艺术中蒙太奇的效果,因为他不仅仅是表现单一的画面,他把对于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因素全部夹杂到同一张画面里边,可以说是打破了空间的维度,也涵概了时间的维度。创作手法上的改变也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就是周老师自己始终认为的就是你无论你形式永远要服务于内容,他觉得这套沉重的题材,用原来写实的手法已经无法承载他的感情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探索新的表现方式,无论是变形还是这种叫什么扭曲,他都是为自己的主题服务的。所以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练习。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比如说当时的立体主义,印象派,都在那个时期进入到中国,大家就是无论主观上愿不愿意都会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而且当时坦白地说你像卢沉先生在美院,美院当时就是应该说是美术界的最前沿,他们对于西方思潮的接受信息量是最大和最快的,所以卢沉老师对于西方艺术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老师有影响。

  第三个层面可能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画革新的一种探索使命。在80年代大家对于中国画的命运有过很多争论,所以你像作为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和周先生,肯定会想用新的形式语言或者说内容去探索中国画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我们今天就把他定义为是两个人共同合作,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也就他们合作的状态做了一下简单的梳理。《同胞汉奸和狗》因为创作的时间比较早,1980年肯定是两个人一起画的,而且在卢老师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也都明确提到了他在这个画上动过几笔,然后到了1981年的《遗孤》我们从这个画面题跋上看协调的是思聪和卢沉还是两个人,然后到了82年,81年卢先生开始得那个病了,不能再进行大尺幅作品创作了,然后到了第三幅《王道乐土》画面题跋是“思聪执笔”,这幅画就有意思了。卢老师虽然说就是逐渐退出了具体的创作,但是呢他可能在这个作品的主题构思,包括表现方式和手法上都对周老师有过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帮助,然后周老师也肯定是在心里非常感谢和尊重这一份帮助和付出的,所以他在第三幅画里没有说,虽然没有署卢沉先生的名字,但是他写的是思聪执笔,构思还是两个人,到最后一张《人间地狱》就已经没有任何落款了。

  

  卢沉先生逐渐退出合作的原因,大家比较公认的或者说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他81年肝病严重,经常卧床不起无力再进行创作。另外卢沉老师自己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是我插不上手。周思聪老师是一个创作能力非常强的人,他对于这个作品的整体性的把握据卢老师说是非常熟练的,而且是叫什么呢?艺术家有没有天分真的是还是有区别的,卢沉先生是对周老师的创作能力是一直很认可的,而且他觉得周老师对于《矿工图》的理解是有着自己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每次动笔前感觉她心里就是有谱的,所以他也不想去破坏或者说去干扰周思聪这种独立创作,我们在这次捐赠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张1981年,虽然说他那年也得病了,发现了一张卢老师自己画的《矿工图》,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彩色的画面,而且中规中矩的就是叫什么?斗方的尺寸,据很多美院的老师过来看过以后,他们觉得就是卢老师这一块就是中规中矩的教学,就是画的一板一眼非常扎实,但是你扎实的同时可能就是这个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的表现性上就可能会削弱,所以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画风或者说艺术道路、创作手法的不同也是他们再难以合作的原因之一。

  甚至我们可以看他们1980年去画的素描,左边的这个把这个人物形象包括衣纹刻花的非常细致是卢沉老师,虽然没有题款,原来都是归到周老师的作品上,但是我们这次把他重新梳理出来了,右边的这个就是周老师,周老师的素描和速写向来都是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的,她向来是抓重点,她不会去抠细节,她会割舍一些东西,但是她提炼的可能更加精准一些。至于《矿工图》最后万完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就是1983年他跟北京画院的写生团去甘肃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开始流鼻血,而且是一流好几天根本止不住,所以没办法,等其他的画家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他就留在了当地去检查身体,结果查出来是类风湿疾病,而且是很严重的,甚至到晚年像周老师的手脚都开始变形了。她再画大画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后期你像我们去年展的周思聪先生那个《荷花》,那都是尺幅很小的画,那都是拿手握着笔或者说甚至拿手指头夹着笔,包括她最后一张给那个林去世前画德里克然先生的白描画像那都直接是把笔拴在手上画出来的,但是那幅画作品的感染力非常强,身体原因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她自己说的《矿工图》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她也经常因为这种不顺利被迫终止创作,她实际上你像画了四年的时间都是画画停停,她自己觉得这套作品需要表现一种力,需要一种男子的气概,我感觉自己还缺少这种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身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和精神状态去驾驭这种悲壮的题材,确实是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画面中还要去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痛苦、最扭曲、最惨烈的灾难,这对创作者的心态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坦白地说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我们去翻阅《矿工图》组画的手稿,还要他们相关的参考照片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精神上的压抑和心里的不适,甚至还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不适,就更何况周老师是身为一名女性,而且是一位非常敏感和敏锐的女性,他不但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消化吸收这些素材,而且还要进行自己的加工和创造,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这个创作任务对于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而且他虽然就是一生的生活很痛苦、很悲苦,但是毕竟对于解放前的民族灾难是没有切身体会的。然后周老师晚年的艺术创作主要就是荷花,非常淡然,也没有明确的主题,可以说是一种出世的精神状态,而且带有禅意,那么《矿工图》可能就是他人生中最入世的一套作品,也是最能表现她悲天悯人和大01:14:10的这种创作状态,坦白说她不太适合驾驭这种作品,但是周老师当时就是为了她身上这种责任感,她就是为了要为东北劳工的冤魂去为难自己,为这个国家和命运的思考去为难自己,所以她的画给自己增加了精神枷锁太沉重了,而且周老师还身为一个妻子,身为一个母亲,身为一个儿媳,她在生活中的痛苦和艰难也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卢沉老师他是对生活是缺乏自理能力的,然后卢沉先生的母亲又属于就是属于一个心胸不太开阔的一个婆婆吧,然后她还要带着两个小孩,所以周老师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我们经常会拿一张画去形容周老师自己的状态就是这张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背着沉重木柴的少数民族妇女。

  

  这是周老师晚年的《荷花》作品非常的安静,因为她那会儿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完全就已经是淡然了,我们院长曾经对周老师有一句评语叫“灿烂至极归于平淡”,灿烂至极是说她早年的主题性创作,比如说《人民和总理》、《矿工图》这些,甚至她在80年代85新潮的时候还尝试过一些油画创作,而且画的很好,画的第一张油画就拿到全国美展上获了一个铜奖,这是她灿烂至极的时候。

  然后晚年因为病态和精神上的一些原因她就很淡然,完全是这种淡墨的荷花,尺幅都很小,然后有一种在我的眼里有一种李叔同先生就是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状态,就是淡然,一切都无所谓了,像这张作品《洗尽千华》,这还是比较有禅意的一个名字,其他的作品可能就是叫荷花。

  我们今年举办这个展览虽然说就是也是契合了国家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这个主题,但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政治主题下做出我们自己的思考,因为这张作品在诞生的时候有过太多的争议和政治因素的考量,你比如说当时《人民日报》对于她这套作品当时她刚开始画的时候大家说周思聪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日帮教正常化,过了一年以后《人民日报》联系周思聪说要全部刊载《矿工图》,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修改教科书,所以每当有两国关系变化的时候,人们都会想起她的《矿工图》,周思聪老师自己也说感觉忽然之间关心《矿工图》的人多了起来,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周老师对于这种政治因素也是很反感的,她自己不喜欢,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慕名利,而且很淡然的人,对权势极度反感的一个人,她创作《矿工图》的终极目的和核心价值是我们今天展览的目的,她不是在描写悲情,而是在进行无言的控诉,她也不是为了说讲述苦难,而是意在呼唤觉醒,她更不是说在破坏帮教,而是在追求自己内心的那种和平。如果就是按照她周老师自己的话来说的话《矿工图》组画的作用就在于伸张正义,她基于是人类的考虑,而不是中日两国人们那种关系的思考。

  最后我想借用就是郁风先生对周思聪的一句评语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我觉得说的对周老师的评价是非常到位的,就是“憎恶一切丑恶劣行,蔑视一切浮华虚名,在违背正义良心的大事情上,即使众人皆然她也绝不低头。”谢谢大家!

上传日期:2016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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