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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大历史——阮毅成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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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20世纪中国大历史——阮毅成旧藏名人信札》20世纪中国大历史——阮毅成旧藏名人信札
 

  阮先生退休后很重要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研究民国史,换一句话说是国民党的党史他是专家;另一个是搞书法。按照我跟阮先生接触下来,阮先生研究民国史跟很多现在的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不是一个正途的历史专业出身,他是数学家的训练出身,所以他的研究里有数学、有科学的精确感;另一个他是写武打小说的,他把那些比较繁琐的历史写出来是娓娓动听,他讲起来的课比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要厉害得多。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最有特色的阮先生有家学,通常讲家学不是家里有几本书,几架子书叫“家学”。“家学”的意思是他出生在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在中国当时的历史里边有部分是创造者,有部分是参与者,还有大部分是目击者,这种综合下来的学问他从小耳濡目染,这就是“家学”。因为阮先生他家里跟国民党的渊源太深了,他的祖父阮性存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我在他那里看过一张他爷爷的成绩单,就是1907年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成绩单,我后来看上面的名字有汪精卫,当时写的汪兆铭,有胡汉民,都是他爷爷的同学,其中还有陈敬第,就是后来的陈叔通,他爷爷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后来他的爷爷是浙江司法界元老级的人物,浙江法政学堂的创办人,也是浙江省律师工会的会长。杭州有一条很有名的路叫庆春路,1968年以前叫性存路,就是以阮先生的爷爷名字命名的,他的祖父跟国民党渊源很深。

  然后是他的父亲1938到1948是浙江民政厅厅长,因为抗战期间蒋介石为了表明军民一体抗日,所以特别委任他的对头,就是桂系的黄绍竑当浙江省的省主席,以表示公平一体,但以蒋先生的为人拿桂系的人坐镇他老家,他不是很放心,所以特别派余姚小同乡就是阮先生的爸爸他的故人之子阮毅成来当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就是二把手,在这儿管住桂系的省主席,所以一做做了十年。阮先生的父亲1949年初移居海外,到了香港、台湾,最后是官拜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国安会”副秘书长和中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

 

  最后说到阮先生跟他的兄弟,阮先生的哥哥阮大方就是引发“江南案”最主要的人,因为“江南”刘宜良写《蒋经国传》的时候,最早的发表就是在美国《加州论坛报》上发表的,阮先生的哥哥阮大方是当时报纸的主持人,蒋经国的国安系统派人到旧金山把江南干掉之后引发的“江南案”的报警也是他的哥哥阮大方给触发的。

  阮先生自己也是一样,他在1978年台湾发生最要命的“高雄事件”的时候,当时“上蒋经国书”,就是留美的余英时等等知名学者给蒋经国上了一份很有名的陈情书,起草就是阮先生起草的。这一封信对蒋经国处理“高雄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蒋经国亲自到了高雄,轻车简装,亲自坐出租车去了解高雄的整个情况。所以阮先生他哥哥、他父亲、他爷爷三代跟国民党有这么深的渊源,而且很重要的历史事件里边他们不仅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最宝贵的资料的拥有者跟目击者。

  所以今天整理出来这些信件,阮先生在报纸采访的时候他用了武打小说的笔法,实际上这些信件是他父亲带到台湾放在机密文档里边的,因为当时里边涉及到的人和事在台湾都是很忌讳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幸请到阮先生来做报告,我们先按照图片请他点化背后的背景,最后大家有时间可以提问、交流。

  第一张《五光图》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后来匡时找到这个资料,当时爸爸是国民党军事委员的政治部委员,部长是陈诚,周恩来是副部长,副部长不止一个,中间五光里面有一个黄琪翔,黄将军也是副部长,黄琪翔是张发奎的副手,当年打武昌的时候是张发奎的军队打进武昌的。十年后——1938年,他们在政治部开会的时候,张发奎这个系统的将领都被蒋介石贬了,他们都变成了“光杆将领”,所以他叫“五光将”。大概我的判断当时开会的会议桌上郭沫若随手写的一个打油诗,放在桌上就走了。据说郭沫若的选集里有这首诗,现在第一次这个原本出来了。

 

  舒建华:我补充一下,阮先生的父亲抗战初期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当时在武汉,所以这个东西你在武汉拿到的吧?

  阮大仁:应该是,他们是三个组,帮汪先生做机要秘书是蒋先生派去的,也是中宣部的秘书,他有三个工作,这个会我猜是在政治部开的,你看是军委会政治部用笺嘛,是在政治部开会的时候。其实大陆后来很多人是名家是在这个单位的,像田汉、郭沫若都是这个单位,这是当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中文化的单位,叫做政治部。

  郭沫若跟田汉是厅长,周恩来是副部长,黄琪翔是副部长,陈诚是部长。

  陈叔通跟我家是不得了,陈叔通跟我的祖父是法政大学的同学,陈叔通兄弟非常了不起,他们在清朝已经考了进士,进了翰林院,才到日本读书的,到了日本就参加革命。他是我们浙江的大地主,他在浙江兴业银行的老板、商务印书馆的大股东,我们杭州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都是他们家的,他是江浙的大财阀,可是进了民国以后,他一辈子没有做国民党的官。1949年要撤退的时候老先生打了一个电报到杭州,叫我爸爸去见陈叔通和竺可桢两位,劝他们去台北,蒋先生说你们要来我可以派专机来接,并没告诉我爸爸可以上飞机,去请的人不见得能上飞机,接的是那两个人、那两家,结果竺可桢他是浙大校长,他更要紧的是蒋先生的表弟,竺可桢当场拒绝。竺可桢先生跟我父亲不但是好朋友,竺可桢先生做浙大校长的时候请我父亲担任浙大的第一任法学院院长,所以他们很亲、很熟。这次因为建华兄的关系我捐了四封信给浙大,都是竺先生的手迹,浙大的校史馆馆长跟我讲:你解了我们一个大迷,我们知道第二任法学院的院长是谁,不知道第一任院长是谁。

  浙大校史馆很有意思,整个浙大校史馆只有我爸爸一张照片,其实我家跟浙大的关系我要吹吹牛了,浙大是在北伐以后成立的,北伐之前是四个学校,法学院的前身就是我祖父跟陈叔通他们创办的浙江法政学堂;农学院是李先生创办的蚕桑学堂;工学院是李熙谋先生——后来的交大校长创办的电报学堂;文学院不得了,南宋就有了“求是学堂”,这四个学堂后来变成浙大,所以我家跟着大的关系从法学院的前身就开始了。我爸爸跟浙大的关系不只是做这个法学院院长了,浙大在抗战的时候是一个校长三个校务委员,就等于董事会跟总经理,这三个校务委员有两个跟浙大到了贵州,只有一个留在浙江,就是我父亲,他干嘛呢?负责招收浙江的子弟去贵州,负责办招生,办完招生要负责安全的把他们送到贵州,抗战的时候很不容易,要从浙江把他们送到贵州去。所以你们如果有长辈在抗战念浙大的,都是我爸把他送过去的。这个浙大校史的不写了。

 

  舒建华:今天阮先生的弟弟软大白也来了,阮先生的父亲因为日本人打进浙江以后,他占领了浙江西部,浙江东部基本上没有占领,所以当时国民党省政府是在浙江永康、金华,最后在龙泉办公,所以阮先生本名是大龙,就生在龙泉,他弟弟生在杭州叫大杭,还有一个哥哥生在方岩就是大方,所以他们兄弟的名字连起来就是一幅当时国民党的“颠沛流亡图”。

  阮大仁:陈叔通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二房抱大房,我现在叫祖父,不是我的生身祖父,我祖父死得早,我祖母在我爸爸去留学拒绝出钱了,因为不是她的儿子,陈叔通出的钱把我父亲、母亲送到法国读书,是陈叔通出的钱。

  陈叔通这次大概有三十几封,从抗战以前一直写到我们家到了香港,如果研究陈叔通先生这是最好的资料。你们知道陈叔通是谁吗?陈叔通是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正主席是毛泽东,六个副主席,代表共产党是刘少奇,五个里面一个是他,他是工商联的创办人,一个宋庆龄,一个张澜,你们都不知道吗?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他是你们开国的副主席,但其实他是国民党,在那时他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舒建华:开国大典上在最右边的大胡子的就是陈叔通。

  阮大仁:他在国民党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党中他没有做官,他反而是进了共产党做了官。很倔。

  舒建华:这几年黄宾虹的画大热,其实当时在四十年代傅雷帮黄宾虹在上海开画展卖画,黄宾虹的画是没人要的,现在认为黄宾虹最高境界的他晚年黑乎乎的山水,当时在上海的报界说黄宾虹的画是“黑漆皮灯笼”,我们的灯笼是桐油纸糊的还有点儿透明,说黄宾虹的灯笼是皮糊的,还涂上漆,但当时黄宾虹背后的金主、支持家就是陈叔通,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有“百梅书屋”收的黄宾虹就是陈叔通的收藏品,“百梅书屋”就是陈叔通的斋号。

  陈叔通对黄宾虹最推崇,说齐白石比较粗俗、恶劣,溥心畬比较傻乎乎,所以陈叔通这个资本家有这种领先我们六十年鉴赏的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

 

  阮大仁:陈叔通是翰林,他清朝的进士,他真正读过中国书的人。

  沈钧儒也是我祖父的同学,我们的关系是这样,我祖父死了以后他是我们家的常年法律顾问。我祖母跟我父亲不是亲生的,那时祖父过世财产是祖母收藏的,是经过沈钧儒去处理的,所以这批信里是很多田租多少、房屋怎样啊,是很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因为沈先生是我祖母、我父亲共同的法律顾问,这也是你们平常看不到沈钧儒的另外一面,因为他是一个律师,做他的律师事务,不是讨论国家大事的。

  舒建华:阮先生你不了解,在我们大陆背景下沈钧儒是革命家跟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

  阮大仁:他是你们开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一任沈钧儒。但这大部分信件是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我家是他的客户。

  沈钧儒的东西很多,这次大概有三十几封。

  马叙伦,马先生了不起,他不但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书法来讲是民国大书法家,是写“二王”的。1949年我们逃到了香港,周总理请黄绍竑先生到香港来找我爸爸,告诉他回大陆做马叙伦的副手,他是你们开国的教育部长,我父亲没有接受,所以我们去了台湾。当天还有一个人在场,这个人也没有回大陆,去了新加坡,南洋,最后做到李光耀开国的财政部长,所以这个世界很妙,那一刹那大家的决定决定下半辈子,三个人都做到部长,黄绍竑回到大陆做了你们开国的内政部长,三个人都是部长级,在不同的区域和国家。

  阮大仁:沙孟海是大书法家,他第一次到浙江民政厅做事是我祖父那个时代,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第一任浙江省主席是张静江,朱家骅是民政庭长,蔡元培是教育厅长,邵元冲是杭州市长,蒋梦麟是省政府秘书长,那时候沙孟海进到浙江省民政厅,后来朱先生进中央以后就把他带到中央,他就一直跟着朱家骅,中间有一段时间朱家骅把他推荐给陈布雷,所以他进了蒋先生的侍从室,因为他们都是宁波人,所以蒋先生很信任他,请他主编蒋家的族谱,你们开国以后他就不提这个事情了。沙先生有五个兄弟包括自己,中间有一个是共产党烈士,有一个是你们开国不久做到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所以他两边都有人,沙孟海本人了不起,我们学书法当然知道他是大家,平常我们看到沙先生的字都比较大,这一幅是他很小的字,很少看到。

  我们学书法都知道行书写信是最好的、是最自然的,这个字多漂亮。

 

  故事是当时1948、1949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前任校长邵裴子教授大概生活发生困难,所以要把他的藏书卖掉,爸爸就写信告诉了朱家骅教育部长,希望他出钱来买,沙孟海那时是朱家骅的机要秘书,代朱家骅回了这封信说我们教育部没有钱买。

  丰子恺在杭州第一师范毕业以后,他的老师是弘一法师,当时是俗家李叔同,要推荐他去日本留学,没有钱,浙江的绅士捐钱要他去,我祖父是一个大股东,养了他好几年,去留学。丰子恺跟我家,比我们年纪大,但是像师兄弟一样。

  刘质平是谁我都不大清楚,这个你来解释了。

  舒建华:刘质平是弘一法师认为是最忠实、最老实的一个弟子,所以弘一法师所有的俗物都是刘先生管的。我记得董总你们拍过刘质平家藏的弘一的书法作品。

  舒建华:这封信是用钢笔蓝墨水写的,除了郭沫若《五光图》以外就是这一封,我们当时在挑的时候我自己看了这封信最感动,这封信是抗战胜利之后写的,47、48年已经兵荒马乱的时候,刘质平外边的事情他不管,他只是想把老师的艺术跟精神弘扬开来,所以拿他老师的作品到去南京送人,送宣铁吾,当时浙江省的警察厅长,后来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又送陈立夫、陈果夫,还送到蒋介石那里去了,大概送过去之后没有什么回音,所以托阮先生的爸爸问问看有什么路子,我想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我有时候想想今天的艺术界很多年轻艺术家巴不得老师帮他出名,从来没有想到去帮老师做什么事情,这种学生是太好的学生了。

  阮大仁:张伯苓,其实我爸爸跟张伯苓没有什么来往,张伯苓是南开,在北方。抗战的时候张伯苓在后方,我爸爸在浙江,只有一段很短的时间1938年1月-7月,我父亲在武汉上班的时候,6月成立国民参政会,汪精卫是议长,张伯苓是副议长,王世杰是副秘书长,这个时候我父亲被蒋介石派去国民参政会做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跟他跟了两个月,8月就到了浙江,张伯苓先生是他的副议长,这封信显然是抗战胜利以后写的。张伯苓了不起的是南开的创办人,中国了不起的人物。

 

  董国强:张伯苓这两开字写“二王”棒极了,我总来没有见过张伯苓的字,我是看了这两页信写的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写“二王”的跟他相比,他都不输给任何人。

  阮大仁:是不是真迹,他有秘书的。

  董国强:肯定不是,张伯苓在教育上的成就、功绩是今天远远没有一个应有的地位。

  阮大仁:周总理也不得了。

  董国强:他的字写的跟吴玉如很像,欧阳中石都是这一路子下来的,但是欧阳中石差距太大了,欧阳老师在当代算是好书法家了,你看跟当时的一个文人或者说也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书法家相比,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差距。

  阮大仁:我觉得欧阳中石的字在我们这代已经很好了,不是恭维他。

  舒建华:潘先生是1949年国共和谈的时候,国民党代表团的领袖是章士钊先生,因为他跟毛主席有旧情,所以老蒋选了他,潘先生是当时和谈的秘书长,最近出了一本书潘先生当时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时候的记录,潘先生当时的地位很高。

  阮大仁:我虽然学书法,在台湾和美国不大知道大陆的人,八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有一个《书谱》杂志双月刊,看到潘伯鹰一首字,简直大开眼界,我第一次看到潘伯鹰的字,三十四年了我还记得这幅字,间道,讲一条马路上的一个房子。能够让董先生、我佩服的字不多了。

  陈之佛这个人我不熟了,看到他的东西就像刚刚董总讲的这些人不是有名的书法家,可是那个时代就是每个人都能写,这种字都是没打过草稿的,就是随手写的一封信。

  舒建华:陈之佛就是国立艺专的校长,抗战时期林风眠不当之后接国立艺专的校长就是陈之佛,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阮大仁:我孤陋寡闻。

 

  阮大仁:这位先生很有意思,抗战胜利的时候派到东京军事法庭的审判官,那个时候所有的国家派一个人,美国有两个人,因为庭长是美国人,除非评票,庭长是不投票的。我看战犯审判记录,梅汝璈先生把所有被起诉的三十几个人都有罪,印度和新西兰法官全部无罪,他们的理由就是战争是国家发动的,所有的人都是机器里的螺丝钉,所以连东条英机也无罪,那个时候规定超过一半一票就是死刑,只有一个人松冈洋右多一票,再一看俄国人投的。记录是每个人的名字,下面每个法官投票记录,最后一个总数,俄国人投的大部分是无罪,松冈洋右变成有罪,是美国人的关系,我始终怀疑松冈跟斯大林他们谈日俄中立协定的时候有秘密条款,老俄在战后杀人灭口,为什么一个外交官却判他有罪呢?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公司产品出了问题怪发言人,但我没有证据。陶希圣说日俄之间有一个秘密协定,如果中国战败,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东西,我问过陶希圣的儿子恒生哥,我说你没问过你爸爸当初怎么会想到过这个,他说没有问过。史料里说如果中国打不过,要跟日本讲和,俄国占我们的西,日本占东,我始终有点儿怀疑,为什么把松冈洋右吊死,一个外交官为什么吊死,他也没发动战争,也没杀人,他只是一个外交官。他就是我们中国的法官,就是判三十几个都有罪的那个人,梅汝璈。

  黄绍竑开始是蒋先生的敌人,他是桂系,桂系是李、白、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后来黄绍竑投靠老蒋以后桂系补了一个人黄旭初,所以也是李、白、黄,可黄旭初不是军人,他是一个金融专家,本来是广西省银行的董事长,后来补了广西省长,当然他的份量就不如黄绍竑了。

  在1949年桂系四个人走不同的路,他们分配好了,黄绍竑到北京参加人民共和国,李宗仁到美国,黄旭初到香港把桂系的金库掌握住,白崇禧到台北,什么意思呢?不管将来是哪一边赢,桂系都有一条路。

  欧阳予倩,中国戏剧方面的。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

  中国有两个张宗祥,一个是“五四运动”要打的那个,这个是我们浙江的大学问家,而且是书法家,他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他比我父亲高一辈,所以他称仁世兄,他是我祖父的朋友,他们的称呼你也看的出来的,辈分亲疏都很清楚。

 

  舒建华:这个张宗祥是浙江海宁人,当时海宁出过几个非常杰出的人,一个是他,另外一个是蒋百里,就是钱学森的老丈人,他们也是把兄弟。

  阮大仁:蒋百里是我最佩服的中国军事家,我们能打胜日本人他的功劳太大了。

  舒建华:鲁迅的文章里说张宗祥“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在南京同事的时候,说张宗祥写公文毛笔抄书一天能抄一、两万字,所以鲁迅说他是“打字机”,后来当浙江图书馆馆长,后来是西泠印社的社长,他在“文革”前当西泠印社社长时是最牛的。另外两个副社长一个是潘天寿、一个是傅抱石,所以这个社长当得太厉害了。

  阮大仁:刚才建华讲一天写两万字,书法史上赵孟頫号称一天写一万字,同时康里巎巎

  ——元朝的宰相说我一天写三万字,当然没有人见他写过就是了,但是有记载他要一天写三万字。

  舒建华:张先生书法成就也非常高,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这次展览看到有潘天寿的书法,你认认真真地看,潘先生有一些书法的路子是从张先生这儿来的,最后签名的那个地方,因为张先生在现在浙江江南的书法界他也是宗师、大佬。

  阮大仁:他是书法家。陈仪,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我爸爸的老师,我父亲是在上海中国公学,他是管宿舍的,过去也教中文,他是被蒋介石枪毙的陈仪的亲戚,他是1945光复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不叫省政府,叫东南长官公署,他是民政处长,相当于省主席下面的民政厅长,我爸爸是在浙江做民政厅长,这一封信我的判断是这样:黄绍竑下去沈鸿英要来,父亲大概不想再在浙江了,就问他的老师沈先生能不能去台湾,旁边剪下来的一条是陈仪写给沈仲久的,说“如果阮毅成要来是一个好帮手”。这封信下面大概要谈别的事情,所以沈先生把那半剪下来寄给我爸爸,因为他是民政处长,长官给他有很多事情要办,只有这一段他剪下来。我爸爸晚年跟我讲它的理解如果去是台大法学院院长,当时他是浙大法学院院长。

  还有一封信没有拿出来是沈仲久先生写给我父亲的,说台湾的警官因为日本人都跑了,没有警官了,我爸爸在浙江省,因为他民政厅长管警察,在所有警察局就公布这封信,自动报名,结果大量的浙江警官就到了台湾。我年轻的时候台湾的警察很有意思,警务处长一定是军人,两个副处长一个是中央警校,一个浙江警校,就是因为我们浙江有大量的警察到了台湾。

 

  浙江警校怎么来的?北伐胜利,国民党定都南京,设中央警官学校,戴雨农戴笠是黄埔六期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跟蒋先生说要在中央警校里办一个特警班,让特务能“瓢白”做警察,有身份掩护。中央警校校长是蒋介石兼的,教育长是李士珍,黄埔一期,毕业以后到日本学警察的,他是戴笠的老前辈,他跟老蒋讲我的警察学校不要特务,戴笠碰了一鼻子灰,老头子没有办法就在杭州办了一个警校,所以浙江警校的前几期都是军统,后来越办下去人越多,军统不需要那么多了,就变成我们浙江的警察,所以浙江警官学校跟军统关系非常深。

  舒建华:陈仪很了不起,他当台湾的光复之后最高长官之后,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去日本化”,所以当时他从大陆请了一大批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1946年去了台湾,当时台静农也是1946年去了台湾,就是为了反对日本当时的奴化教育,还有很多的一批人去了台湾,所以他们这批人不是四八、四九年去的,是四六年就去了,所以陈仪的功劳很大。

  阮大仁: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老头子在衡阳开会,每个省两个人——省主席和民政厅长,军人是集团军总总司令以上——上将,我爸爸是浙江民政厅长恭陪末座——最小的官了,他说开完会以后有一个party,演戏,《薛伯陵大战长沙》,就排了个京戏,讲薛岳怎么打败日本人。大家进戏场的时候都是长条板凳,前边放两个藤椅子,大家一想委员长一定一个,另外一个蒋夫人没有来,那是谁呢?想一定是薛岳,因为今天他是主角,薛岳走进来也坐在板凳上,奇怪不是薛岳那是谁呢?就去问,他们说是陈主席,大家一想那是湖北省主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结果陈诚一进来又坐在板凳上,奇怪了,最后大家坐定了,蒋介石跟陈仪两个人牵手进来一个人坐一个,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我始终怀疑蒋先生生平有两年是说了谎,他从奉化出来到去日本之前有两年,他的传记说他在杭州读浙江陆军小学,那个时候清朝只留下了官制,各省办陆军小学,有几个大省,武汉、云南办陆军中学,中央就办大学就是保定,我怀疑他根本不是陆军小学,他是当小兵。我读过那么多浙江军界前辈的回忆录,包括蒋鼎文、祝绍周他们都是浙江陆军小学毕业的,没有一个人说他是蒋介石的学弟或者是同学,我都怀疑蒋先生从奉化出来的时候是到杭州当小兵的,陈仪是他的长官,但是我没有证据。大家都奇怪,从来没有人说年轻的时候认识过蒋介石。

  阮大仁:陈叔通给我爸爸有一封信是骂蒋介石的,说“阅后付丙”,就是你看完以后烧掉,我爸爸没有烧,但是也没有报告蒋介石,差不多时间,跟陈仪去找汤恩伯是差不多的时间,两个人的人品不一样,我当时没有特别强调,其实我爸爸也可以卖友求荣,他没有做

 

  何遂先生蛮有名的一个,开会无聊就当场画了一幅画,我爸爸在他旁边,因为都是国大代表,就给了他。国民党的制宪国大是这样,在抗战前办了一个制宪国大,抗战之后停掉了,抗战胜利以后又重新制宪,就没有再选,这批人就是原来抗战前选的。你们喜欢书画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在这个制宪会议开完以后,现在王家诚写的《溥心畬传》讲洪兰友找到我父亲,说溥心畬先生不要回北京了,要到杭州来,要我父亲负责,但我爸爸晚年跟我讲是胡适之告诉他的,我爸爸请溥心畬到杭州住了两年,就是制宪国大,因为溥先生也是制宪国大,父亲也是制宪国大,后来溥先生就从杭州去了台湾。

  舒建华:蒋介石这个总统也是这个大会选的吗?

  阮大仁:不是,蒋先生不是这个选的,是先制宪,后来再选。这个国大制定宪法的国大,后面是根据这个《宪法》再选出一个新的国大,是行宪的国大。

  舒建华:这次有一个于右老写的字叫“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是于右老当年为了竞选副总统据说写了两千张,每个代表送一张。

  阮大仁:那个选举完全是依靠钱,李宗仁跟孙科竞选的时候李品仙是安徽省主席,记者讲李品仙从安徽一卡车一卡车把现金、银元、黄金运到南京,因为安徽近,完全是靠钱。

  这个是刘承干。

  舒建华:我们在杭州住的饭店就是刘家的。他是 南浔“四相”,最有钱的人,一个张家,一个刘家。藏书楼。刘家“嘉业堂”,那个饭店旁边是他送给朱家骅,他们都是湖州老乡。大收藏家,他跟你爸爸也有亲密的关系。

  阮大仁:我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认识田汉,因为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田汉也在政治部,大概那时是1938年。中国人写信最大的麻烦是只写月日不写年。不是我们,很多历史上找哪一年是很大的问题,3月5号不会保留,明年3月5号这封信不在了。

 

  阮大仁:我必须道歉,这些人1949年留在大陆了,我们在台湾都很少听过名字,除非是很老的一辈,我祖父辈的,国民党也不能把他们抹杀掉,马叙伦、马寅初非提不可,我爸爸那一辈的很多人在大陆,我们在台湾就不知道。

  我父亲保留他们的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谈的事情;一个是因为书法写得好。他这一杯很多信,到了台湾能公开的信有一些不在我手上在,在我弟弟手上,我手上这批是1949年以前的,我爸爸放机密文件里,不是开玩笑的

  舒建华: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碰到黎烈文的女儿跟女婿,他和鲁迅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是1946年陈仪把他们请到台湾当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所以黎烈文,1946年不是逃难,他们去的时候是坐船去的,大船,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台湾去,当时黎家搬去的书里边有很多鲁迅的手稿跟大量的信件,后来我问他,你们家现在还有吗?他说我们家当时去了台湾不久全部把鲁迅的东西烧光,有一大摞鲁迅的手稿,都烧光了。台湾当时也是戒严,也是白色恐怖。

  阮大仁:不限于“左派”,国民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袁守谦,做过交通部长,做过主任,黄埔一期,他的儿子我很晚认得,在加州,我问他袁伯伯有没有写日记,他说他爸爸死前一年全部烧掉,那个时候蒋介石都死掉了,是李登辉的时代,1992年,他自己烧掉,不留。我就不懂了,我问过楚伯伯,他做过蒋介石秘书、蒋经国秘书,我说伯伯你有没有写日记?他说怎么能写日记呢?不写。换言之所谓的白色恐怖、红色恐怖,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心理恐怖,袁守谦烧的时候蒋经国已经死了四、五年了,他还是心里担心,这个东西很难解释的。一个人几十年下来的信息很难解释,在现在看为什么要烧,这是史料。

  我身不由己,他准备什么我讲什么。

  舒建华:谢谢阮先生,阮先生现在主要的精力除了研究弘扬中国书法,就是研究抗战史,所以他的抗战史系列著作要陆续出版。

上传日期:2018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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