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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99999 雅昌公开课 > 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第一届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 >[第14集]对话:用公共艺术引领城市创新(下)

视频信息

名称: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第一届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对话:用公共艺术引领城市创新(下)
 

  主持人介绍:

  周榕:中国当代建筑、城市化、公共艺术领域著名研究学者,评论人,策展人;中央美院城市设计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嘉宾介绍:

  王玉龄:台湾公共艺术策展人,台湾蔚龙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台湾重要大型公共艺术上百件案例。

  余丁: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邱志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荷兰著名艺术家,享誉世界的“大黄鸭”作者。

  吴玛俐:高雄师范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关怀地方社区艺术及环境生态。

  导语:

  “城市创新”正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呼唤的普遍主题。城市发展迫切需要找到其自身超越既往因袭性城市化范式的思想蓝图、价值准则与操作工具。在这片想象力的处女地上,广义公共艺术的介入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城市创新发展起到重要的规划及引领作用。公共艺术不仅可以标示城市的精神高地、浇铸城市的文化魂魄,更能够以其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的充沛创造力与浩瀚视野,为中国的“城市创新”提供内部驱动力和外部引导力。第一届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以“艺术引领城市创新”为主题,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对艺术如何介入和引领“城市创新”展开研讨。

  主题: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第一届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

  第十四部分:用公共艺术引领城市创新(下)

  周榕:下面问一下邱志杰老师,邱老师你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前卫艺术家,你怎么看待城市公共艺术,有没有兴趣往这里面插上一脚,也往城市的公共艺术领域发展一下?

周榕

  邱志杰:其实我已经在里面插了好多脚了,我想王中院长叫我过来也是因为看到了我的一些言论,大体上吴玛丽老师鼓吹的那些新形态公共艺术,我在大陆也一直在推进,2012年我在做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我设置的城市馆还做了中山公园计划,跟玛丽老师也有很多直接的合作。所以其实已经插了很多脚了。我想说四句话:

  第一句话说不要把户外等同于公共,公共的核心是沟通。我在高雄的时候,吴玛丽的老师带着我和我的学生们,当时我在中国美院的学生们去看台湾的建村,路边有一个老阿婆在修车还是在卸货,玛丽老师上去说话,我们的学生在旁边听呆了,就是那个说话的冷暖,慢慢地问出找到共同的关切点,让对方开始非常乐意地来和你交流的这个沟通的过程本身都让我们觉得已经是艺术。

  这个态度本身已经是一种对这个地方的关切,以及大家希望使用想象力谋求这个地方下一步该怎么走的这样一种愿望,是通过身体语言、你做的策划一起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状态这种沟通本身是艺术,不在于是不是在户外。

  因此我就有了第二句话,说回来美术馆也是公共空间,因为美术馆也可以用来沟通。我们经常一讲公共艺术就忘了美术馆,恨不得号召所有的艺术家扔掉美术馆到街头去,这个我要找回来。

邱志杰

  第三句话我就讲到您刚才说的赋权,就是公共艺术的甲方是社会,当然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每一个地方的政府能够站得住脚,他还是主流,还是代表这个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的主体是支撑着政府的,但是的确我们会发觉不管在任何一个城市,台湾也一样,美国也一样,纽约也一样,北京可能也一样,政府总是喜欢谈希望,社会更喜欢谈问题,政府更喜欢谈我们又建了什么,社会更喜欢谈我们在堵车。

  我们要解决的是公共艺术的钱谁来付钱的问题,因为这个艺术是做给社会的还是做给政府的,会决定这个艺术看起来是那么的赋予希望,还是那么的问题重生,那么如果我们的社会来当公共艺术的甲方,我们的公共艺术就能够面向更多的社会问题,当然我认为构造希望依然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我想说的是公共艺术依然得是艺术,不能光公共,没了艺术,甚至于吴玛丽老师针对社区所做的搞沟通的这个工作,她也不只是做好人好事,也不简单的是NGO,也不是帮老人带孩子,我们知道有很多做社会介入的艺术家最后实际上会做成帮老人带孩子或者是做成了扶贫,我自己做过在长江大桥上对自杀者的心理治疗、心理干预,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回头想起来说起沟通和互动,有一支力量经常做的比我们艺术家好,那就是商业活动,他们总是互动得非常好,因此艺术家另一手要回来警惕假公共艺术,警惕消费主义的这样一种欢乐,无害,鼓励年轻人不反思,甚至顺便还创造商机的这一类的公共艺术。

  周榕:你是在说霍夫曼吗?

  邱志杰:有一点,你懂的。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喜欢他的第一件兔子而不喜欢大黄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是很棒的艺术家才会做出兔子。我想是因为兔子那个瘫的疲惫感包括翻转,没准儿大黄鸭一推倒我就喜欢了,可惜它就像在浴缸里面是那样正的,这是开玩笑。

论坛现场

  当然我们要警惕被喜欢就是成功这种说法,我们人小时候连站着都不喜欢,我们的父母亲要在这边诱惑他,他才会很不情愿,孩子都喜欢趴着躺着爬着,因为动物就是爬着的,在他站起来的那一刻他变成了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是要去干一些不喜欢的事情的,互动也不能变成民粹,用民众的喜欢是不能判断什么是艺术的,如果我们让中国的老百姓来投票,谁代表中国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他的名字会叫做小沈阳。

  周榕:我以为是朱仁民呢。不是。

  邱志杰:对,回头我要用朱老师来结束,其实我二十年前1990年我拜访过朱老师,他一定已经忘了我,那时候我是一个小孩,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可以多么疯狂,他身边一定有很多人认为他是有毛病的,他融合了中国文人的这种狂倦,中国民间艺术的这种游戏精神,甚至有一种匪气,现代艺术的语言,调用材料的能力,然后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刚才拿出来一个表格从以前大家不喜欢到接受到喜欢到现在追捧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扣回来我们刚才说这个东西,虽然朱老师口口声声他创造了多少GDP,但是我想他恰恰是一个人的疯狂跟个人的这种能量去反过来拽着社会往他要的这个方向走,他不是一个媚世者,这是我对朱老师非常尊敬的一个原因。谢谢!

  周榕:谢谢,刚才我觉得邱老师把我们这个话题引到了比较深的一个层面,实际上刚才谈到是如何给公共艺术赋予权力的问题,这里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共艺术说白了其实还是一场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和传统艺术品的交易不太一样,传统艺术品就是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他这里就涉及到四方面的关系,艺术家和资本方,还有政府,还有民众,这四方面的关系,这个交易变成了一个四角交易,但是这样的一个交易是如何达成的?

  现在中国城市还是有不少的公共艺术,但是这个交易过程实际上是很畸形的,尤其是政府扮演的角色他其实是不透明的,但他其实是在这个交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的作用,民众在其中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发言权的,但是公共艺术最大的用户其实是民众。实际上我们的交易机制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王中老师一直在推百分比这样一个立法,试图从一个立法的方面去解决我们现在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的这样一个问。

公共艺术

  但其实我觉得也未必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因为民众在其中还是没有什么权力,我一直在考虑传统的艺术家他其实需要经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不到在全力以赴做艺术创作之余还有精力、有能量去做一些商业性的事情,我们的公共艺术是不是也需要有经纪人呢?起到一个在艺术家、政府和民众之间一个沟通的作用,这是需要引入第五个角色,在这四角交易里面让这个交易更顺畅地进行,更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行,而且也能选择什么是好的艺术,这个想法其实是刚才受您启发。

  邱志杰: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好几年反复发表,反复讲过要尽早成立一批公共艺术中介机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周榕:我是深受启发,下面一个问题得请霍夫曼先生来回答了。 刚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邱志杰先生一些弦外之音,我们汉语比较玄妙,他刚才这几句话我听着反而是让我精神一震,说我们的艺术是无害的,给人一种小欢乐,并不是直指生存的本质,没有把我们生存的艰难,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揭露出来,而是像一个粉刷匠一样,把这个世界弄的裂缝全部都糊在底下,没有看到,不让他越裂越深,不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让大家全民都很欢乐,像您上午提到的好像一种新的宗教一样,大家就像去朝圣,10几万人把维多利亚海港给拥挤,我们颐和园也被挤爆过,都被您的同一只鸭子挤爆过,做到了全聚德几百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你这不亚于余丁老师把纽约的曼哈顿,把哈德逊两岸的餐馆弄爆,因为你一个人就把全聚德所有分店都搞掉了,您对这个事情怎么回应,您给城市带来的是一个大家莫名所以的一种欢乐感,这种欢乐感和邱老师对于艺术的那种需要特别尖锐的疼痛,这样特别锋利的一种艺术,你觉得艺术观念有没有什么差异?您能不能谈一谈。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在香港事实上我获得了餐馆给我的免费啤酒,因为每一天餐厅都非常的满,事实上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两瓶啤酒。所以我认为在我看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在香港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真实的,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几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写下来几点,这个大黄鸭事实上它是一个目录,或者它是一个催化。但是它又是一种表演的形式,就像我今天早上简要地给大家介绍的那样,公众以及公众艺术是我们工作当中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

  所以我总是在这样做,在我的公共艺术的这个作品当中,我总是会使用一些互动的方式,比方说如果用视觉互动很好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公众就非常重要,他可以参与到公众艺术的过程当中,我提到了催化剂,我收到了一位香港女士的邮件,她说我非常高兴你把大黄鸭带到香港来,因为现在每个人可以看到香港多么的丑陋,而且我收到了成千上万的邮件,大家都说我们非常喜欢大黄鸭,有了大黄鸭之后,维多利亚港湾变成了一个新的情景。

  所以我想大黄鸭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和他接触的时间越长,我发现这种感觉就会越深刻,现在在中国每个城市都在照搬我这个工作,比方说他们做一个他们自己的大黄鸭,但是把我的头像放在上面去,事实上都是一些山寨产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界的这个表现和活动越来越多。

  我刚才听到我旁边这一位还有最后的这个朱先生也提到的,我认为在公众艺术当中荣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己的工作他们觉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自豪,而且我们也要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公共艺术,所以我觉得这种自豪感对自己而感到非常满足、快乐的这样一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同时在这里我们可以创作一些新的艺术作品,就像一个催化剂或者是转着的轮盘一样,它是在动的,当然我来回想一下十年前,当我们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我还是在现场进行工作的,那么我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根据具体场所所制定的解决方案,还有艺术作品,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花多少的时间投入多大的精力,比方说我们这里建造这个作品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大家每天从这里经过,大家可能会和现场的艺术家助理进行沟通,他们会感觉非常的真实,而且他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他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这就是我们增长的一种方式,我们发展的一种方式。

霍夫曼的大黄兔

  那么在现场来进行建造,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而且我事实上都不能想象说我只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做设计,把这个成品直接带到现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方式,这也不是我喜欢的一种作品。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而且把它列出来,所有来到这个施工现场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间的设计,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周榕:刚才霍夫曼先生也谈到了餐厅爆满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月都爆满,不像您那个只是春节那一天,除夕那一天,我突然想起我给王中院长提一个建议,也甭提百分比艺术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公共艺术家可以赚钱的好办法,就是跟大众点评合作,然后通过公共艺术能够让餐厅全都爆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可能性,一个途径。

  吴玛俐:我想说两句话,因为其实公共艺术跟艺术节庆是两回事,公共艺术其实它的经费的来源是来自于公有建筑、公有工程等,然后就是王中教授一直想要致力于的能够立下1%法案的时候,政府所有的公有建设他必须要把这个1%法案的立下之后,这个经费拿出来让艺术家去发挥,让这个环境更好,让这个使用的公共空间能够有他的艺术性,这个是属于公共艺术的部分。

吴玛俐

  霍夫曼先生其实我请他到台湾来做第一届桃源地景艺术节的时候,他还在香港展出,我是2月份邀请他,为什么邀请他?因为我们那个地景艺术节是在桃源的皮糖,那里很多的皮糖,当时客家人到那边去种植的时候没有水,所以他们都用手挖的皮糖,大概有两万多口皮糖,但是后来城市的发展之后,皮糖全部被填满了,没有水了,现在只剩下2000多个皮糖,当时先人的智慧很厉害,所有的渠塘都是通的,所以一方面可以供应耕作、农耕,一方面他们养殖渔业,又可以养鸭,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生态的智慧去做的。

  所以当时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地景艺术节是希望让大家去认识桃源的地景,它有这么好的珍贵的这些皮糖,它可以调节气候,可以调节生态,所以当时他很乐意就答应了,后来没想到在香港爆红,其实在香港爆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到他的大黄鸭,真的是很天真、很可爱,让你回到童年的纯真,在一秒当中你觉得自己回到婴儿的时期这样子,在香港是很压抑的,大家都很忙碌,而且在维多利亚港是你从哪儿都可以看得到它,它是很大,所以才会造成大家对大黄鸭的一个疯狂。

  后来来到台湾之后也一样,我们那一年在桃源地景艺术节的时候参观人数250万人,整个区域都爆满,如果说真的要做经济,那其实应该做艺术节让大家很开心,十天大家每个人都疯狂地去拍照,在第一次刚开幕的时候文化局长又跑来找我说现在所有在地的议员说可以为地方带来很好的经济发展还有观光客,所以我们赶快来筹备第二届,所以我展览还没结束就在筹划下一年了,下一年我请霍夫曼先生,因为那个时间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只兔子,他今天早上也说了那个兔子的故事,他要寄那个模型给我,寄了半天我们都没有收到,结果后来展览结束之后,他收到他的模型,其实是坐到那个死亡的飞机去了,然后我们的兔子在结束的时候也起火烧掉一部分,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其实有一种关联性,跟这个城市。

2014桃园地景艺术节

  因为它是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当时还是那个黑猫中队,他们那个大队长就跟我讲说那个废弃的机场,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兔子,当时他们为了要重新再整修的时候把那些兔子全部都杀了,所以他就说这些兔子其实只是在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知道我们曾经存在过,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讨论到这个故事,他就让那个地点有了一个故事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借由艺术这些不管是各式各样展示艺术节或者是艺术行动,或者是像吴玛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种,其实都是一种沟通,艺术其实是要让更多的沟通,更多的民众去认识了解,甚至是借由不同的品味,其实我觉得艺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什么样的艺术品味叫做高尚,或者是什么样的艺术品位叫做比较大众化,我觉得这个没有所谓的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是你面对的群众的问题。

  如果今天是在美术馆,他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的形态,在公园呈现的又是另外一个形态,其实跟表演是一样,很多演出形式其实是不停地在更新,不停地在怎么样去跟你要的群众去做对话,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

  公共跟艺术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桥梁的,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艺术经纪这回事,其实我们做的艺术经纪,我是一个私人公司,我的位子就是在与公部门、艺术家、兴办机关,比如说是哪一个单位他们的一个工程,或者是他们所盖的一个新盖的建筑物,我们要在这当中去取得所有大家的一个共识,还有民众、使用者最重要,他的观感是什么,我们要让所有的人在这当中让他的位置能够取得一个共识。

  今天大概只有我是这个角色的人,是属于艺术行政的、艺术规划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我们的部分,我们要理解的专业就要很多,不管是在法令上或是在艺术家本身的创作上,或者是整个最后呈现的,是不是符合这些使用者跟民众的期待,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掌握的。

  其实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在台湾做那么多的公共艺术,每一个方式,每一个案子我们在执行上面都希望它是有创新的,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类型的艺术家能够进去,在这当中去发挥,让他的作品能够被看到,不管是传统的艺术家或者是很科技、媒体的,或者是什么样形式的,希望都能够呈现他们的作品,其实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希望不同的,不管是传统的艺术形式,或者是最前卫的艺术形式都能够被大家看到,大家的心胸才会更开放,能够接纳更多元的一个形式,这其实也是公共艺术作为引领城市的创新,最重要是能够提高这个城市的民众的素质,这个才是公共艺术最后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周榕:谢谢。我刚才听了王女士讲的,我觉得也很受启发,但是我一直认为公共艺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交易。那么既然是交易,就不能限定只有唯一的一种交易方式,我是这样一个逻辑,可能百分比艺术这是非常好的,有百分比,但是这是一种形式,我觉得公共艺术它有不同的层面,应该有不同的交易的方式,比如说在全世界的公共艺术的作品里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件比大黄鸭更成功的了,如果从他的公共效果,对城市的贡献来说,引领城市刚才柏志高先生能够怎么样把城市激发起来,让他突然一下感到特别兴奋,特别开心,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件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恰恰是这个作品并不是一个百分比艺术,不是政府下订单要求他来,而是来自艺术家的一个奇思妙想,就这样一个妙手偶得,也许是洗澡的时候得到的,不知道怎么来的,就这么一个想法,他可能改变了不是一个城市,你刚才讲一天要收到几千封Email,可能全球也有上百个城市希望引进,但是我是说这样的一种艺术它也应该有独特的一个交易方式的存在,就是说要有多元的交易的方式,也有不同层次的公共艺术。

  所以我刚才想可能邱志杰老师谈的很尖锐的那种对吧,揭破我们生活假面的这样的艺术允许它存在,也允许一个让我们短暂的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好像新欢症一样的那样一个艺术在城市里存在,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就是这个复杂性,我觉得才有意思,否则一种艺术形式一统天下,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灾难。

  如果我们城市全是大黄鸭,到任何一个小区看到都扶着一个鸭子,这个事很恐怖,但是如果一出门看到都是邱志杰老师直指人心的,走出200步已经被捅了50个眼,这个事我觉得也不行,血流不止,这事也不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今天下午我们时间很长,但是我并不觉得是非常厌倦很冗长的一个马拉松会议,我觉得这个会议过程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而且给了我很多新的思想的启迪,也很精彩、很难得,我想我们2016年第一届的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的这样一个国际高峰论坛已经达到这么高的高度了,以后我们很难办了,明年我不干这个主持了,很困难,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精彩的、很充实的、有收获的一天。我们再一次感谢台上的四位嘉宾,以及台下所有今天给我们作出精彩演讲的嘉宾们,谢谢你们。我宣布这一次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来宾,谢谢!

上传日期:2017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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