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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5267 雅昌公开课 >《边界、边疆与流动的认同:经验与田野》>[第2集]程新皓:陌生地形——边境穿越

视频信息

名称:《边界、边疆与流动的认同:经验与田野》程新皓:陌生地形——边境穿越
 

  主持人:鲁明军(策展人

鲁明军

鲁明军

  嘉宾:程新皓(艺术家)

程新皓

程新皓

  导语: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边界与冲突,关于边疆的理论重勘与思考,以及身份的流动和认同的重建,构成了此次展览的基本框架。几乎所有参展作品的叙事都是围绕相关议题展开,并且在所有艺术家的实践中,也都带有明显的个人经验。无论是经由理论思考,还是通过田野实践,各自不同的切身感知在此皆被转化为新的地缘政治想象。OCAT特别邀请五位艺术家,通过分享他们各自不同的经验和工作方式,深度展开相关议题的思考和探讨。

  主题:边界、边疆与流动的认同——经验与田野

海报

海报

  第二部分:陌生地形——边境穿越

  鲁明军:因为程新皓还有一个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在北大读的化学博士,读完化学博士以后不从事自己的专业,去做艺术家,这首先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选择,然后他的这个方式也挺有意思,因为他也主要是摄影。从摄影开始,他是长期在云南、在中越边境,围绕一个尚未被命名被识别的一个族群的日常生活,展开他的一些田野式的创作,我想首先你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然后可以重点谈一下你这个项目,虽然文献很少,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这个工作一直在深入。你先介绍一下工作,然后重点谈一下今天这个。

  程新皓:我就直接说了,这次参加疆域这个展览,是我的一个长期项目叫《莽》,或者是叫《陌生地形》,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从2013年就开始的,我计划可能用十多年或者二十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去关注一个叫“莽人”的未识别族群,为什么是二十年?因为特别有意思是在2009年,政府国家突然搞了一个国家工程叫“莽人克木人”工程,就相当于莽人和克木,两个当时没被归到56个民族之内的这样一个未识别族群,当然政府是不可能承认说在56个民族之外还有新的民族,因为中国意义上的民族,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是56这个数字是一个不能动的数字,即使你有新的族群,你只能往这56个里面归。

  就在那一年,莽人和克木人,是国家要搞扶贫工程,就把他们都给归到了布朗族里面,并且开始对外宣称他们终于找到了家,然后终于身份得到了认同,各种喜上眉梢等等。当时刚好在云南,就有一个杂志委托我去拍摄,说你去看一下,那里有一个原始部落,然后说特别落后,说特别有意思,你去拍一组东西回来,结果去看了以后,首先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东西,不是什么原始部落,什么氏族那样的东西。

  同时我突然发现,他和我一直在关注的有些东西,比如说那个知识的制造、空间的生产、现代化,这些话题完全结合在一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次一次地去到莽人那个地方,然后大概是以每年5-6次的频率,每次在那里待上小半个月,然后像这样一直到现在五年,也差不多有一些东西出来。

穿民族服装的莽人姑娘

穿民族服装的莽人姑娘

  如果具体来谈莽人的话,我觉得大家在想象这样一个中国的西南地区,这样一个边界最边远的山区,这种山地族群往往大家会有两种神化的方式,第一种是很多人都在接受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认为人类的文明是在进化着的,他一定是像马克思说的一样,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人是原始社会,而我们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反正我们是后面的这些文明化的社会,他们是前文明的社会,所以在这一套神话当中,我们是需要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给文明化,让他们提高生产力,改变他们的生产关系,让他们进入到国家系统当中,变成一种文明的东西,这个是第一种,就是神话或者说迷思。

  然后第二种,我觉得是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文明化,或者说这种强势文化开始,商业文明开始进入到一个最边缘的,这种人数如此稀少的小族群当中,这应该是一种摧枯拉朽的过程,而且是一种不可逆的同质化的过程,我们往往会像这样想,我们以前把他说成是汉化,现在就说成是文明化,人民就说他原来的文化迅速地丧失了,然后他选择了和外面一样的这种生存方式,然后他的文化就消失了。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他真的是一种前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他真的在碰到了商业文明之后会完全被同质化掉吗?这实际上是我在进入这个社区的时候带着的两个问题,最后就发现他远不是这样,就像鲁老师在谈的中心和边疆,因为涉及到西南地区,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华夏的中心和华夏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二分,通常我们在谈论到中国的边疆,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它的内压边疆,它的蒙古长城一线,它是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中原王朝和外族的游牧王朝的关系,西南边疆似乎在中国的历史上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被忽略掉的。

  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最边远的西南山区,人数那么少的民族,才会有之前我们说的会把他当成一种前现代的不文明,但是如果按照斯科特的这个框架的话,我们在谈到的东南亚北部山区,或者说中国西南部的山区,是被斯科特归到一个叫左米亚的这样一个区域,他叫遥远的山地人民,他认为这个区域是一种破碎带,实际上是一种从国家中不断被分离出来的人,就是选择逃居到这一片地方,因为国家的治理是很难进入到这样遥远的山地的,所以说他们不是一种前文明,往往是一种伴生于国家的文明,就是那些不愿意被国家统治,选择从国家的治理当中逃出来,而选择一种不被治理的状态。

《莽》第三部分“国境线:空间的制造实践”

《莽》第三部分“国境线:空间的制造实践”

  就像我们说的,说他们落后的这个问题之一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字,但是斯科特说错了,他们不是没有文字,他们很可能原来有文字,但是他们选择把文字给遗忘掉,当他们没有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他们通过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族源记忆,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认同,从而变成一种弹性非常强、流动性非常强的社会,我们说他们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因为他们如果有一个首领的话,国家是可以通过这个首领的中介来和他们谈判,最后使得他被纳入到国家的一种治理中来,而如果说一个社会他不再选择一种有复杂组织形式有代理人的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那么国家是无从与他谈判的,国家是无从去征收和把他纳入到一种治理当中来的。

  从这种角度看,莽人是不是这种,在我的观察,虽然说斯科特他在讨论的是说在前工业社会的,这个两百年以前他讨论的是合适的,但是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我在莽人的地区观察到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样,就比如说在60年代,当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都形成了民族国家,边界都往那儿逼的时候,中国当时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就在这个时期,当时很多莽人就觉得在中国这边吃不饱饭,因为自己没法种地,他们就选择整个村迁徙到越南。

  再往后到了70年代中期的时候,越南的政府也在推行边地的治理,也在给他们征收地租,要把他们纳入到户籍当中,他们就觉得在越南也不对,然后在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逃到中国这边来,一大堆的整个村子的迁过来,他们一直是在利用一种弹性的边界,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处在中心的地位,他并不认为我是被国家治理的,而是我怎么样利用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实现我自己的这种独立性,当然后面国家的治理术在推进,而且以一场战争为导火索,他们的国民身份才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塑造出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国家不断地在重塑他们身份的过程,而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是在以不合作或者说以歪曲国家话语的这种形式,进行着他们的抵抗。我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种介入和观察,一系列的东西,大概是这样。

  鲁明军:在莽人那个族群那儿,你跟莽人有一些交流吗?他们的语言情况什么的?他们自己的语言是莽人语。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是吧?

  程新皓:对,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处在一个多族群的区域,就在同一片山坡上,除了莽人,最高处是苗族人,下来是瑶族人,最山脚底下还住着拉户人,他们本身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交流当中,所以族群之间他们是不会用自己的语言,他们就用汉语,所以汉语就成为他们的一种通用语言,每一个族群在那个区域或者说基本上在云南的这些少数族群,汉语都是通用的语言,同时还有自己的语言。

站在瀑布顶上的莽人

站在瀑布顶上的莽人

  特别是80年代开始,电视进去了以后,就更不成问题了,新一代的莽人基本上小孩说普通话都说的很溜,甚至很多人因为喜欢看韩剧,还会用韩语唱歌,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越南那边是莽语和越南语,所以一般莽人都有三个名字,一个是莽人自己的名字,一个是汉语的名字,还有一个是越南语的名字,中越两个国家边界是不对称的,简单地说就是越南人可以随意来中国,中国政府不管,所以大部分越南人一到中国这边赶集的日子,就开始过来卖他们那边的东西,和买中国的东西过去,但是从中国和越南打完那场仗之后,就对中国这边的人非常警惕,基本上每一个莽人小时候都有到越南那边的村子,被越南兵给抓过的经历,像我们如果去到越南的村子的话,越南那些村子的状态可能就会像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状态,他会打电话给他们国安局说来了陌生人了,可能是对方的间谍,然后国安局就会派警察骑着摩托车,到村子里边把人给抓掉,基本上到现在还是这样。

  鲁明军:因为詹姆斯·歌德他里面讲到,像高地的这些族群怎么样被治理,怎么样被国家化,我想问的就是比如说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可能在金三角那边是一个现象,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国很早就被国家化,可能你发现的这个或者是你观察的这个莽族是一个特例,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中国境内也有,在越南境内也有,主要是按照詹姆斯的那个观点,主要指的是族群之间的识图也好,或者是被治理,怎么样被治理,在你的观察当中,比如说在越南是怎么样被治理的,或者在中国境内这些又是怎么样被治理的,或者是有没有被治理的现象。

  我想提到王斌的《跟三姐妹》他拍的就是云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族群里面的一个汉族的村落,所以这个也是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些汉族村落和少数民族村落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山上可能不一定全是少数民族,还有汉族的一个村落。

  程新皓:是,其实我是比较赞同斯科特的观点,而不是马健雄反驳斯科特的说法,中国是一个西南地区,是一个被治理的状态,我们如果真的去考察西南地区,特别是我们从明清以来的这种治理,实际上它首先是一种中介性的治理,它并不是像内地一样的州府,然后下去这样把每一层级都规划的井井有条,明朝时候画的《大明舆地图》到云南这一边,它统统的行政区划上的那个名字都打的是绿框,而不是通常的红框,它变成了土司,实际上就是某种以夷制夷,他并不是中国的官员直接进入到这个地方,直接对他进行一种和内地一样的治理,而是用了一个中介,而这个中介并不是一级到那里就完了,再往下它又会涉及到很多,因为它本身就是多族群的,它的土司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地的强势的民族,他和其他族群的关系,实际上他是王权被不断地弱化下去的,以至于到了边疆就是一个模糊的地带。

在南科村进行扫除工作的苗族人

在南科村进行扫除工作的苗族人

  像莽人居住的这一片地方,以及更多的越北山区或者说中缅边境、中老边境的那些山区,以前它只有一些零星的土司,在这里打一些点,但是那个山地实际上还是某种流动的状态,甚至包括马健雄自己举的那些例子,我觉得他反而是在佐证斯科特的有些观点,他认为他在讨论拉祜人,他认为拉祜人是清朝中期时候,国家为了把茶叶收回专卖引起的一次暴动,为什么会引起暴动,说明原来那些人并没有被拴在他的治理术里面,他们能够聚成自己的聚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在这个国家开始要深入的时候,他能够组织其有效的对抗,虽然最后失败了,被赶到澜沧江的边上,所以有了共同的记忆,形成了新的族群。

  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斯科特说的那个过程,具体地说回莽人,我觉得我的观察就是从50年代到现在是国家的治理术逐渐精细化和深化下去的过程,我们虽然说它有弹性,它可以在两个国家的边界之间穿越,但是国家也在用一些方法使得这种弹性消失,甚至这些方法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就是客观的,就是有这样一些方法,像我最近在做的有一个作品,就是在讨论关于莽人的甘蔗种植。

  他们现在所有的田地里面都不再种植粮食作物,是国家以扶贫的名义让他们种植甘蔗。但是种植甘蔗就使得他们整个生计方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因为甘蔗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种植产业,它和种植水稻相比,可能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大概是45倍之多,特别是在甘蔗的收获季节,平常种甘蔗比如说要5个人的话,在甘蔗的收获季节可能需要20个人来干活,收割、装车、带走,这时候所有的莽人都要以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二十年前,他们所有地里面种植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需要消费的东西,而不是卖给别人的,而今天通过这一系列的扶贫、通过这一系列的政府的介入,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种植的东西都是要卖给别人的,而所有他们自己要使用的东西都是要从别人那里买进来的,在这种过程中,实际上他们就成为了某种全球经济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主体,我觉得从这些细节上你都可以看到国家治理术的深入。

上传日期:2018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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