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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1261 雅昌公开课 >吴洪亮《徐悲鸿与大雅宝胡同甲2号》>[第3集]吴洪亮: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时间节点之二——1953年

视频信息

名称:吴洪亮《徐悲鸿与大雅宝胡同甲2号》吴洪亮: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时间节点之二——1953年
 

  主讲人介绍:

  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齐白石纪念馆馆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建设部城市雕塑建设与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副秘书长,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

吴洪亮

  导语:

  身为北平艺专校长及中央美院首任院长的徐悲鸿与大雅宝人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也成为了见证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历史现场。“历史的现场包含着历史的逻辑,能否意识到它并遵循它的规律,对历史中人是挑战,对后世读史者同样也是挑战。”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挑战”的“历史的现场”。它承载了20世纪以来与中国美术史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对它的研究正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的逻辑,甚至这种现场的逻辑有可能让我们重新感知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探求其表象之下的深层状态。

  主题:徐悲鸿与大雅宝胡同甲2号

  第三部分: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时间节点之二——1953年

  再有,我们就跳过来说下一个节点,1948年之后解放了。1953年这一年为什么重要呢?这一年的9月26号老校长去世了,很年轻就走了,其实徐悲鸿先生在去世之前,也就是1949年到1950年这个时候是备受尊崇,甚至参加了开国的很多的大事,我记得好像关于我们《国歌》的提议、国旗等等,徐悲鸿院长都参加了意见。

  而这一年也是大雅宝胡同很多人开始更迭了,徐悲鸿先生去世了,那么我想说的是在央美的历史里头,徐悲鸿去世这一年其实有好多变故。1949年建国,中央美院1950年成立,是几个系统合并过来的,像咱们这次百年校庆,几个原来的艺术机构合并到这儿,它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里头很多艺术的观念就开始在这里头交合了,而那个时代的很多学者,尤其是很多艺术家希望他们主观上是非常热爱新中国的,这样一个成立的状态,他们也试图用自己的画笔来描绘新的面貌,但是一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含的过程恰恰就是在1949年到1957年这个阶段。

  很多艺术家的变就在这个地方变了,有些人变好了,有些人真的没变过来,一会儿我会举一些例子,徐悲鸿先生1953年突然他的生命与创作结束了!所以我们不能去猜测后面的事情,但是确实在1950年到1953年之间,徐悲鸿先生的很多创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在展厅里看到后面有一些创作还是非常精彩,但是也遇到问题了。他画的成功的案例我不讲了,我讲点儿可能会作为一个研究的新点去看,不一定是新,但是可能是个点。

  比如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朱京生老师,曾经研究过1950年徐悲鸿先生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参加一个去苏联的展览,但是竟然一个大校长的作品没通过,这个还是值得回味的。同一时期他还撰写了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的文章,被《美术》杂志以不合时宜为由拒绝发表,这是朱京生的研究,我们可以再去考证是不是事实,但是这些信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反思,徐悲鸿那个时候他的画笔和他的思想,因为他一直感觉是领先的一个思想状态,在一个新中国面貌下,他是不是适应了呢?包括徐悲鸿自己也说,包括那个时期的很多艺术家,都会在自己的文章中或者是一些谈话中会表述。

  徐悲鸿也一样,他在介绍老解放区美术作品的文章中也这样说,我虽然提倡写实主义20余年,但未能接近劳苦大众。这也是实话,虽然他出身应该算是一个贫穷系统的家庭环境,但是他在整个的学习艺术和成名成家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走了一个经典路线,这时候从解放区来的一套思维系统如何在一个时间结点上,让一批所谓当年在白区的艺术家转换角色,这从技法上是难的。

  我记得咱们的另外一位老校长靳尚谊先生,我读书的时候听到过他说的一个事,当年文革的时候,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知道怎么画红光亮,这当然是一个追求,而且他画的很多到今天看还是很有意思的画,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他希望画一些他那时候想画的时候,他说我一时还不会了,怎么画还红光亮,所以他花了好大的工夫才画到了我们看到的那些,比如说《塔吉克少女》那样的画,是后来费了很多心血才完成,而且到欧洲又转了一圈等等,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笔的丰富性和他的一贯性之间不是很容易转换的。

  这个时候徐悲鸿也面临,我觉得有技法上的问题,有思想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时间,有没有给他那么多时间去做的问题,所以遗憾1953年他就去世了。

吴冠中

吴冠中

  这其中其实有一些人很微妙的进入了中央美院,比如说大雅宝胡同的两个居民,一个是吴冠中,一个是董希文,董希文先生当然我们现在会很惯性的认为《开国大典》了不起,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来回让他改这张画,受折磨、受摧残,董希文先生第一个个展竟然是在北京画院一个小地方做的,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挑画的时候激动不已,跟新的画一样,那个画亮丽之极,你再去查董希文的背景,为什么他有时候会有点儿孤立或尴尬呢?

  大雅宝胡同住在这儿的居民就有点儿跟其他人又不一样了,他的画是在越南学的,是法系的,他跟其他比如说李可染的路子也不是一拨的,他跟古元那个从解放区来的也不是一拨的,所以他很特别,所以他能提出一些很特别的主张。

  而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吴冠中,他得找关系进一个地去当老师,他就找到了同是法系这套人脉的董希文,而董希文介绍他进中央美院的时候,董希文很清楚吴冠中的路子跟徐校长的路子就不是一拨的,而当时董希文建议吴冠中去找从解放军来的领导,竟然就同意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同意,也并没让吴冠中在中央美院幸福的生活太久,后来到中央工艺美院成立的时候,那个形式主义的状态去了中央工艺,现在想来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李苦禅与齐白石

李苦禅与齐白石

  还有比如说一个很微妙的,刚才我给大家看了李苦禅先生,李苦禅也很有意思,他原来学西画,比如说跟齐蒂尔学过西画,后来拜齐白石为师画大写意花鸟,1949年以后一样也受到冲击,有一度都已经不能在课堂讲课,而李苦禅其实在他儿子李燕的描述,包括他提供一些资讯里头,其实当年也是一个抗日分子,也是一个地下党,我在广东美术馆所藏的一个日本人捐赠了的一批文献资料里头查到了,应该是上个世纪初,日本间谍机构来考察北平的一份文献,这份文献里头就是说日本人其实侵略中国野心是很早的,清清楚楚写了北平的文化界的人的地址,包括他的重要性,其中我竟然看到了李苦禅的名字,也就是说李苦禅在抗日时期被抓起来不是偶然的,日本间谍早就关注到了这个事情,而因为李苦禅这个左翼的状态,他有幸曾经跟毛主席还在一块待过,而当1950年央美成立,有一些不同声音的时候,李苦禅就没工作了,他竟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回了给徐悲鸿,大家可以查这个文献都有,说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当时大雅宝胡同的人,在央美也是不同的境遇。

  我们说说李可染。50年代的时候,1950年中央美院成立,1951年的时候很有意思,1949年建国,1950年是调整期,到1951年党的很多文化政策都浮出水面了,这个时候可以有精力具体的去要求艺术家进行创作,而这一年出了很多东西,包括齐白石都画了一些很有意味的作品,那么李可染先生当然也充满着对于新中国的热爱,所以李可染竟然和邹佩珠共同起稿,后来他完成了一张很著名的年画叫《劳动模范赴北海公园》,并且获了那年的奖,这张画不大,收藏在中国美术馆。

李可染与邹佩珠

李可染与邹佩珠

  但是李可染曾经也说过,他画完这张画觉得,实在不是自己要干的事情,他觉得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了,而这个时期他也试图用中国绘画的方式描绘新中国,而李可染先生早年最出色、最出名的不是画山水,他是个人物画家,他40年代在四川做个展的时候,老舍先生甚至写文章大夸李可染,说他是当世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人物,甚至比赵望云要好,这是老舍先生特别推崇的一个人。

  还有就是李可染先生参加民国时期全国美展的时候画的是一幅《钟馗》,这张画现在还有,他有一张画的非常之潇洒,而这样的一个文人画的笔墨,李可染先生开始试图去描绘新中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比如说他画的这些画,这是那张,李可染先生这张画画的非常认真。这就是我想说的李可染先生,用他的画钟馗的笔墨画了劳动人民,比如这张叫《老汉活到八十八才知军民是一家》、《领得土地证洗血千年泪》4-3,38年,也就是1949年5月,那个时候北平解放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劳动人民的绘画,表述一定不符合新的时代的要求,显得太悲哀了,笑的都不快乐,所以一个艺术家去转换他的角色,真的还不是一个解决完思想问题立时就能在笔墨中呈现的,而大雅宝的很多艺术家,其实面临着同样问题,我只是举李可染的例子。

  而后来李可染真的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艺术家,或者说有战略思想的艺术家,当他发现他手里头这支笔画人物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又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就去写生了,而1954年李可染、张仃、罗铭的写生,就成为了一个中国绘画的转折点,而且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连中国画系都没有了,李可染先生他们的这次实践也成了后来中国画这样一个门类学科的存在,今天我们有中国画学院,大家试想那个时候,如果这个事在中央美院没有坚持下来,今天是什么面貌?

李可染《万山红遍》

李可染《万山红遍》

  李可染数次去大江南北写生,而这样的写生他希望通过对于造化的再认识,用毛笔去对造化的再认识来激活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的创作,这其实跟徐先生的很多理念还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当然最为大家所知的就是《万山红遍》,这辈子他画了七张,有两张在北京画院收藏。从写生到《万山红遍》这个过程也跨越了十年。

  从艺术回到人,这一年更迭了很多的人,比如搬走的李苦禅,比如吴冠中,1953年徐悲鸿去世这一年搬走了,而中央美院在那一年其实有很多变化,从1953年到1956年1957年,中央工艺美院的成立,这里头有一部分人事的更迭,也特别有意味,如果有兴趣的这真的是一个研究的点。

  有人走就有人来,来的人特别有意思,其实这个人是大雅宝胡同今天真的能变成一个传奇,他叫黄永玉,前两天校庆的时候老爷子还来了,身体倍儿棒,我觉得真的非常佩服,而他的太太梅溪女士一起,我记得是从香港归国搬进了大雅宝胡同。

  我这里简单描述了一下黄永玉的过程。因为黄永玉跟那些人又不一样,黄永玉真的是像土包子一样,像从地里突然长出来的大树一样,他很像齐白石,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他是凤凰人,1953年,他的表叔沈从文劝说他到北京工作,很有意思这一家人,而后来他在中央美院做版画,黄永玉先生不仅画画得好,文章也写得好,而且我认为他是老一辈人,特别知道自己是谁的那个人,他说我很爱画画,很会做版画,他做的版画大家仔细看,我专门拿着他做的捕鱼的那张版画去问版画系的老师,我说这张版画是不是特难刻那个漩涡,他们说这个技法太难了,刀功极好,所以黄永玉有他独门的绝技。

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左起:李小可、董沙雷、彦冰、董沙贝、张郎郎、程芙山、袁骢、袁骥、李燕、黄永玉、李琳)

20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左起:李小可、董沙雷、彦冰、董沙贝、张郎郎、程芙山、袁骢、袁骥、李燕、黄永玉、李琳)

  而且他的幽默他的文章在大雅宝胡同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他是大雅宝胡同的孩子王,包括他的太太梅溪老师也是好艺术家,梅溪应该是十年甚至十一年前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做过一次个展,大家看完以后觉得梅溪老师的色感比黄永玉好,做版画的色感一般会稍微弱一点,这个大家可以去比较。这张画就代表了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的地位,而底下这一批孩子,后来有一大半也是从事艺术的,这个就是黄永玉,其实你看娃娃脸跟大家真是玩到一起了。

  还有一些1953年来的人很重要,丁井文先生,还有他太太郑学文。丁井文先生可能我们很多人不是特别知道,也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大艺术家,他也打过仗,也是革命,参加过国家,但是丁井文先生后来成为了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美院附中的校长。而且丁先生这一生除了教学以外,为中央美院留下了巨大的财富,我不知道那批作品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咱们央美的美术馆了,他收了一大批的任伯年等等,任伯年之精彩非常不得了,所以每一个人也许在他的位上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而丁井文先生是一个大收藏家。甚至比如说他那个时候会跟像黄胄先生等等这些人交往,非常之密,也是一个美术界的重要的组织者和推广者。

  大雅宝胡同的这批艺术家有一件大事,就是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展厅里,也有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个人是从2002年到2007年,我做了五年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研究,2008年我在北京画院做了巡展,也是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个展览,叫“开篇大作”。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一手的文献材料,和一千多张当时拍的照片,我们就会发现当年做一个国家的艺术工程,这些人有多认真,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是1949年9月30号的下午,毛主席带着他的一众高人,在天安门广场读的奠基词,就是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周总理题写的那段文字,三十年上溯到1840年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自由而献出生命的人,他要纪念这些人,我觉得当时这一辈国家领导人是非常有远见的。

  从奠基到纪念碑工程启动,从1952年到1958年的5月1号,纪念碑建成竟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大家试想哪一个国家工程花这么长时间去建,而其中的重点就是这几块浮雕,而这几块浮雕近一半的创作者都与大雅宝胡同有关,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滑田友先生、彦涵先生、 董希文先生,董希文先生也画了稿子,我在做董希文先生展览的时候,才第一次在他们家发现,原来董希文画了那么有意思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稿,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已经有了。

董希文-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图稿2-27.5x65.5cm-纸本铅笔水粉-1953年

董希文《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图稿2》27.5x65.5cm 纸本铅笔水粉 1953年

  我当时拿那个稿子我都不觉得是董希文画的第一,第二我不觉得那个时间画的,我总觉得像是80年代起,我看的电影阿童木的动画片,阿童木的那个形象,其实这里边我不是开玩笑,这个我是严肃说的,有一些图像因素的来源是要找到根据的,包括叶浅予先生画的那个,迎接北京解放的画,很小很小的人物大家放大看,那些图式的来源,你会跟比如说孙宗慰先生跟徐悲鸿先生画的那个人,就是民国时候的人和那个表述方式,跟欧洲系统日本的东洋系统这些东西,是可以综合想的,我只提这一点。

  包括李可染的夫人雕塑家邹佩珠也参加了,邹奶奶在去世之前,我们专门为这个事谈过几次,当时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这几位重要的雕塑家里头,原来有一种可能是有一个女雕塑家的,而因为邹佩珠先生当时在雕塑系任教,并且负责招生,咱中央美院在50年代就有了一个特别强悍的女雕塑家系统,这就从这儿来的,我们曾经去访问过,我太太专门去问邹奶奶说为什么呀?怎么会这么多女雕塑家?邹佩珠,原来我们想是一个女权主义等等,但是邹佩珠说我因为是女的,我觉得女的就能做雕塑,我就招了这批人。

  而2002年还是2003年,我们做了新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邀请展的时候,邹奶奶其实是作为这些人的老师站在正中央的,那份自豪我觉得也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的,尤其是女艺术家群体的建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邹佩珠先生参加了早期的纪念碑的工作,后来她调入中国当时叫雕塑工厂,去筹备雕塑工厂的建设,也就是今天咱们中央美院雕塑创作所的前身,这个就不多讲了。

  还不仅仅是雕塑家本身,在其中的结构中还有理论家,大雅宝胡同有一个大理论家王朝闻先生,王朝闻先生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建构了一个应该说是新中国的一套学术的,不敢说体系,但是是很重要的一支,我学习过一些王朝闻先生写的文章,我觉得他有一点是了不起的,当我们去表述一些主流态度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学美术史的人,经常会写的很干涩很假,或者说你不真诚,你不能拿一个主流思想的理论去解决一个真的问题,批评很容易,主张是难的,但是王朝闻先生是可以用一套主流体系的语序,鲜活的描述和分析很多艺术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王朝闻先生曾经受教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重要的组织者刘开渠,后来也是他促使,刘开渠当时已经在杭州当了副市长,副市长不干了来做纪念碑,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史实,当我们去研究纪念碑的时候,我当时的体会就是那些原本枯燥的文献是可以当故事看的,那些惊心动魄,真的是里面也有贪污,也有抓人的,是一个鲜活的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正史看多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枯燥,因为特假,为什么我说大雅宝胡同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我们可以从这里头抽离出很多鲜活的东西,来佐证你的那些所谓更学术的判断。

上传日期:2018年0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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