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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次数8793 雅昌公开课 >石松日奈子《云冈石窟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第5集]石松日奈子: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及色彩

视频信息

名称:石松日奈子《云冈石窟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石松日奈子: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及色彩
 

  主讲人介绍:

  石松日奈子:日本清泉女子大学兼职讲师、中国云冈石窟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佛教美术研究,其著作有《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3三国·南北朝》(合著)等。

 

石松日奈子

  导语:

  中央美术学院特邀日本清泉女子大学兼职讲师、中国云冈石窟研究院客座教授石松日奈子,为学院学生做了一场关于《云冈石窟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的精彩讲座。讲座从云冈石窟的建造讲起,通过以往对云冈石窟内大佛与北魏帝王形象以及概念上的研究,细致分析了云冈石窟内大佛的外表以及衣着上的共同特征,认为大佛与时人的皇帝崇拜息息相关,大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魏不同时期的理想的英雄形象。

 

海报

  主题:云冈石窟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第五部分: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及色彩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16窟的大佛,第16窟大佛的头部雕有波浪式的卷发,袈裟为双领下垂式,胸前可以看到打结的纽带,不过这个纽带并不是固定在袈裟上的,而是固定在袈裟内侧的另一件衣服的衣领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如来像首先穿着一层僧之纸也就是内衣,然后又穿了一件带带子的衣服。那么在印度,印度的袈裟都不带带子,不是印度的衣服。最后又在这一层衣服之上又披了一层袈裟,所以说穿得非常厚。

第16窟大佛

  类似的衣服我们在《竹林七贤图》以及《北齐校书图》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贤人披着带带的衣服,披着的带带的衣服是为了掩盖肌肤的内衣,第16窟大佛实际上是穿着中国世俗人的内衣。与第16窟的大佛一样呈波浪式的卷发,穿着带纽带的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如来像在第6窟非常集中,第6窟的中心柱以及周围地面上有24只如来像,这完全以同样的形式雕刻出来,衣褶厚重,一端向外展开,气派庄严。

《竹林七贤图》

  第6窟的雕塑无论是从风格上还是技术上看,完成度都很高,我认为很可能是由具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工匠群体带进云冈的,一般认为第6窟的营造年代是在490年前后,那么第16窟的大佛的完成时间也应该推到这个时间段前后。

第6窟的中国式如来像

  近些年中国有不少学者讨论佛像的着衣形式,然后最早关注中国式着衣佛像的也是长广敏雄,长广敏雄从云冈的如来像表现的是北魏皇帝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孝文帝的服饰改革使佛衣的着装在北魏发生了中国式的变化。

  之后杨泓等人否定北魏起源说,提出了南朝起源说,南朝起源说逐渐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我认为这一风格确实是从云冈之外的地方传入的,但是关于其起源现在还说不清楚。南朝的都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以前提起南京的佛像就只有栖霞山石窟了,不过近些年南京市内的发掘调查有了新的进展,我想今后南朝造像的增加,然后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孝文帝的服饰改革是北魏流行中国式如来像的重要原因,我认为与孝文帝改革庙制也有一定的关系。北魏在太和十五年也就是491年整理的历代皇帝与庙的关系,调整了历代皇帝和庙的关系,制定了新的天子七庙制,孝文帝排除了北魏建国以前的诸王,以建国后的道武帝为太祖,将自己排在了第七位,庙当然要采用中国式的建筑,孝文帝自然也要穿上汉服。

  而且云冈我们可以找到与天子七庙这种相关联的造像,比如说在第11窟西壁和第13窟南壁上就有七身中国式的如来像。其风格就是第11窟和第13窟的,其实中国式的如来像的风格是承接了第6窟的样式,其实如来像的头顶是瓦砌的屋顶,之前大家都认为这些佛像是佛教的过去七佛,但是我认为与天子七庙有关,应该是为天子造的七帝像,瓦砌的屋顶表现的应该是灵庙建筑。

七帝七佛造像 第11窟与第13窟

  另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第13窟的七身有如来的背光,就会发现形状完整的只有中间一身,左右两侧的三身的背光都前后会有所重叠,所以可以看出中间的一身位于最前列,左右的三身依次在向后退。

  大家可以看这里有七身佛像,其中第4身也就是那个蓝色的线指的那一身,只有他的背光是完整的,其他的两侧的佛像这个背光都被遮住了一部分,可以说蓝色的这个佛像他是在最前端的,其他的周围的四个佛像都依次在往后退,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第13窟南壁

  如果过去七佛就应该按照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顺序依次排列,那么第13窟的排列方法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我想这就是昭穆制度,按照昭穆制度的顺序排列,那么最中间的就是初代,接下来按照左右左右的顺序排列,所以我认为云冈的两组七佛像不是过去七佛,而是为过去北魏皇帝造的七帝七佛像。

  关于出现了新风格的第6窟,以往普遍认为是孝文帝和冯太后建造的,但是我认为第6窟不是皇家洞窟,下面我简单地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1956年宿白撰写的关于金代碑文的报告,金碑中提到了北魏的宦官,也就是承担了大量的与文明太后冯氏有关的,有关的建筑的钳耳庆石也就是王遇他在484年到489年之间营建了崇教寺,宿白认为崇教寺就是现在的第9和第10窟。

  对此,长广敏雄作出了反驳,但是在中国崇教寺等于第9、10窟的观点已经成了定论。另外吉村怜和李静杰认为崇教寺是第1、第2窟。

  我曾经提出过昙曜下台说,首先,关于昙曜的晚年完全没有记载;第二,任命了新的沙门统;第三,在483年以后皇帝再也没有巡幸过云冈;第四,在未完成的第11窟的地面上出现了异于在483年供奉的佛龛等等,从诸多的现象来看,昙曜在483年前后应该是已经下台了。

  对于我们这个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张焯和佐藤智水分别以其他的依据,推测昙曜在此时失去了影响力,我想在这个前后在昙曜身上发生了异变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PPT上面有张焯和佐藤智水的观点,张焯就提出在法秀之乱之后,徐州的僧人就取代了凉州僧人包括昙曜的位置,佐藤也是认为在法秀之乱之后,昙曜就被追究了责任,失去了僧团的统帅地位。在此如果仔细阐述我的观点就还需要一个小时以上,所以请大家参阅参考文献当中的我的论文。

  就结论而言,我认为崇教寺不是第9、10窟,因为第9、第10窟中间没有民间供奉的佛龛介入的痕迹,所以第9、第10窟应该是在昙曜健在的483年以前,并且是在昙曜的监督之下完成的。我认为崇教寺就是第6窟,《金碑》当中并没有说崇教寺是双窟,而且第6窟精湛的雕刻技术也只有负责冯太后相关建筑的钳耳庆时才会具备,因此我推测第6窟的中国式的着衣形制是钳耳庆时带来的。

  从5世纪末到6世纪,高举皇帝崇拜大旗的大型造像在地方上也有所增加,皇帝以及七帝意象的复杂造像广为流行。最后请大家看几件这样的作品。

  道人僧晕在492年发愿建造3丈8尺及10米的弥勒大佛,这个大佛在505年完工,这座大佛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北京图书馆藏有僧晕造像记的拓片,在这篇发愿文当中就有为七帝造3丈8尺弥勒的字据。这个铭文是转着圈写的,它的开始在下端,大家可以看底下写着“太和十六年道人僧晕为七帝造三丈八尺弥勒像”。有这么转着圈写了一圈铭文,中间记载了这个造像是什么时候铸造完成的。而且铭文里边还记载了当时造像的时候使用了36万斤的铜,其他菩萨像使用了多少万斤的铜,连使用铜的量都有所记载。这个弥勒像是在北周灭佛的时候被毁了。隋代又重新铸造了,但是隋代的像也没有留下来。

僧晕造像记

  这里所说的七帝寺就是定州七帝寺。现在我们在定州还是可以看到七帝寺的遗址的。这是关于七帝的造像例证。

  当时东部的庆阳北石窟寺雕有高约8米的七座大佛,过去大家也都一般认为是过去七佛,我认为这些也跟云冈大佛一样很有可能是为七帝造的七佛。这个是北石窟寺的第165窟,它的入口在左边,正面有三尊像,左右各有两尊像。

  山西省平定的开河寺石窟中有时代开皇元年发愿建造的摩崖大佛,是一尊半迦佛,在其台座的铭文中写着“镇国王像双丈八”,这个也是尺寸,应该是反映了隋文帝崇拜的造像。这个镇国王像不是佛教名称。这个大佛是呈半迦坐姿,铭文里边有双丈八,就说明丈八的佛像原来有两座,但是从现在看,这个建筑物里边只留下了一件。前年的3月我去了这儿发现了另外一件。就在这两个建筑物之间发现了另一座佛像的痕迹。所以说当初确实是雕了双像,跟铭文里记载的一模一样。这个双座应该就是文帝和皇后,关于山西省的开河寺石窟,我去年写了一篇论文在日本的东方学者会议上发表了,在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

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

  从鲜卑的大人崇拜发展而来的皇帝崇拜,与佛教结合后了产生了云冈大佛,皇帝崇拜与大佛结合的传统进一步成为北朝造像的主流,并为隋代所继承,云冈的大佛从刚有的鲜卑王变成了睿智的中华帝王,北朝的大国重叠着各个时期的理想的英雄形象。

  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倾听。

上传日期:2017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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